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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沖繩本島最南端的祈念公園山坡之上的100多座石碑群（刻銘碑）。碑上刻了在沖繩島戰役中死亡不分國籍的軍人和平民的姓名 。由於此地是沖繩島東南部最後的戰場，因此在二戰結束五十周年時的1995年6月23日，沖繩政府在摩文仁立碑紀念；在總數約24萬多的死亡者名單中，其中，沖繩縣籍的戰歿者將近15萬人、而非沖繩縣籍將近80,000人，而非日本籍的戰歿者，美軍為14,000餘人、南韓365人、北韓82人，台灣34人。據說開幕初期所刻的姓名總數為234,183人，隨時間與考證，碑上刻的人名會不斷增加，但其中亟待考證與補充就是當年參加沖繩戰役台籍日軍之死亡名單。根據日本台灣平和基金會理事長許光輝的調查研究，當時台灣人在沖繩的移民人數至少為當地朝鮮移民的10倍以上，按照當時戰爭召集的情況，台籍戰歿者人數絕對不只有34位，他個人推估台籍死難者至少1,500人左右。而由許光輝之日本台灣平和基金會爭取多年才建成的「台灣人日本兵紀念碑」，就在沖繩戰役結束71周年的2016年6月25日於日本沖繩和平紀念公園內舉行揭碑儀式，此碑又名「台灣之塔」，並非單純紀念因沖繩戰役而犧牲的台籍人士，而是為紀念二戰期間陣亡與失蹤的所有台籍日本兵所建之紀念碑。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這座「台灣之塔」上並未放上日軍發動侵略戰爭的任何文字敘述，而且與當地眾多由日本各地政府或民間團體豎立的紀念碑放在一起，不但可能有誤導台灣仍為日本殖民地之嫌，也有美化日軍侵略的意涵，再加上建碑之初，尚未獲得蔡英文總統的同意就自行將總統之名刻上去（落款），因此揭碑引起許多不同意見的批評與爭議，尤其中國大陸的反應更為強烈與不滿，甚至直言這是為「漢奸立碑」。】

【1922年（大正11年）時，大正天皇的四位皇子合影，左起：裕仁（後來的昭和天皇）、崇仁親王（三笠宮）、宣仁親王（高松宮）、雍仁親王（秩父宮）】

【要求琉球獨立的旗幟，在2005年12月由琉球大學公布對琉球（沖繩）人的電話民調結果：其中40％認同自己是琉球人、36％認為是琉球人也是日本人，只有21％認同自己是日本人。】

1971年7月9日，當時擔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經由巴基斯坦密訪北京，在與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1898～1976）的會談中，以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獨」贏得了中國的信任。1971年10月，季辛吉再訪中國大陸，雙方共同磋商研究如何安排尼克森總統（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訪問中國與發表公報之內容的相關事宜。

1972年2月21日，尼克森到達北京，成為第一個來中國訪問的美國現任總統。28日尼克森在上海與周恩來共同發表《上海公報（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美中關係開始正常化。

摘錄自《你不知道的日本故事》之（15）【軍國主義下的－－近代日本娼妓血淚史】

【同樣一段話，兩種寫法，代表兩種意義。

第一、臺灣總督府在1911年3月通過陸軍大臣請示天皇：是否能將開拓台灣有功的台籍死難者牌位迎入在靖國神社內合祭，但遭天皇否決。為此台灣總督府在1928年（昭和三年）於現在的台北市南海路的－－「國立教育資料館」及「南海學園」內（當時為苗圃）建了「建功神社」來祭祀為日本犧牲的日本與台灣烈士。社內共合祀15,691位為治理台灣而因公殉難者，其中『只有』3,530名台灣人。

【法肯豪森將軍，1878～1966。民國26年（1937年）底日軍在佔領南京之後，急於打通南北兩大戰場。於是在津浦線（今京滬鐵路）南北兩端發動戰爭，希望能強迫國軍在無險可守的徐州進行大規模決戰以殲滅當時已內遷之國府所剩餘的戰力。民國27年（1938年）4月，在山東南部台兒莊，國軍第五戰區司令官李宗仁將軍率部擊潰了日本精銳部隊，並成功殲敵了日軍10,000餘人，這就是著名的「台兒莊大捷」，而這也是抗戰初期，國軍在正面戰場上取得的最大一次勝利。大陸學者──馬振犢與戚如高教授在兩人合著的：《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三民書局／1998.2）》中有這樣的記載：「……當時法肯豪森將軍就在前線指揮部協助了我軍作戰指揮工作，他主張採取誘敵深入的方法加以聚殲，他將此戰役與德軍統帥興登堡在1914年秘密包圍俄國軍隊的塔恩堡戰役相提並論，宣稱：『這是我們給敵軍致命一擊的最後戰機』」。但法肯豪森將軍在戰後也為中國軍隊未能按他的計劃乘勝追擊而懊惱。不過臺灣著名德國軍事史專家──傅寶真教授，在他所寫的《德籍軍事顧問與抗戰前的中德合作及對軍事的貢獻》中雖確定了法肯豪森將軍曾經參與「台兒莊戰役」，但卻未對他在戰役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任何描述。不過他也為國軍未能在戰役中乘勝追擊提出了解釋，原因就是國軍缺乏足夠的攻擊性武器，貿然追擊反而會使前功盡棄。

從德川家康在1603年於江戶（今東京）建立幕府（註5）開始，直到1868年（慶應四年）5月3日末任將軍德川慶喜－－江戶無血開城，還政予明治天皇為止，這傳承了264年的德川王朝總共發生了21次饑饉，30次兇作米荒（指糧食減產），其中包含6大饑荒，依序是：

寬永饑荒－－1642年～1643年；

中華民國臺灣省各地目前總共有20座由政府設置管轄的忠烈祠。其中位於臺北市的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隸屬於中央政府國防部，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之「專祠」，目前是由後備司令部來負責管理維護之責。其餘19座則分別交由各地方政府管理與維護。以「國民革命忠烈祠」為例，目前合祀401,205名烈士（2015年／民國一零四年）、其中包含2,500多名文人（文烈士），他們都是從辛亥革命、北伐統一、八年抗戰及國共內戰中為國犧牲的先烈英靈，由於考證工作一直持續進行，因此入祀的人數仍不斷增加，而在近期一次迎祀人數最多的就是在2014年（民國一零三年）8月27日（三）──國防部指派人事次長室黃情少將（曾任空軍駐屏東439聯隊聯隊長）擔任領隊並在出生於緬甸的靈鷲山（釋）心道法師（俗家名：「楊小生」、「楊進生」）協助下，遠赴緬甸將十餘萬二戰時期陣亡於緬甸的中國遠征軍忠魂迎入忠烈祠內。每年政府會固定於3月29日及9月3日辦理春、秋國殤大典，由總統親臨主祭，參加祭典人員，包含政府代表、烈士遺族和學生代表等，但不開放一般民眾參與；另在4月5日也會在此舉行遙祭中華民族共同祖先黃帝陵暨總統就職時舉行遙祭國父陵等國家祭典等重要活動。

在「國民革命忠烈祠」的正殿中，豎立著一座寫著「國民革命烈士的靈位」的巨大牌位。在正殿的左右兩邊分別為「文烈士祠」與「武烈士祠」。依照法規，「文烈士祠」的祭典是由內政部長擔任主祭，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五院均須派員列席參加祭典。而「武烈士祠」的祭典則是由國防部長擔任主祭，陪祭者為高階將官或在官兵中擇優列席與祭。由於忠烈祠屬國家祠廟（即中國傳統建築的廟堂），因此其入祀典禮及祭祀均會按照「國家祭典標準」來舉行，並沒有特定的宗教形式。這與日本「靖國神社」由神道教管理完全不同。只有單獨家屬來祭拜先烈靈位時，除了原有的官方儀式外，家屬可依自己的宗教信仰儀式來祭拜。

…戰後根據台灣總府的兵籍簿資料顯示，太平洋戰爭期間死亡的台籍原日本兵為30,304人，分別是：海軍特別志願兵及徵招常備兵：631人、陸軍特別志願兵及徵招常備兵：1,515人、海軍徵招軍屬：11,304人、陸軍徵招軍屬：16,854人，但這並不包含－－護士、少年兵、從軍慰安婦等犧牲的人數。但日本在「靖國神社」內卻只祭祀了27,857名（柱）為日本犧牲的台灣英靈（包括「高砂義勇隊」），先不管他們被迎祀於「靖國神社」是否合宜，單單這個數字就與上述所列的傷亡數字有相當差距。曾任國史館文獻館第一任館長的劉峰松（前文建會主委翁金珠的夫婿）就不客氣的指出，日本人把這些台灣人都：「……失蹤消失在歷史舞台當中」。最糟的是戰後被起訴B、C級台灣籍戰犯共173人，其中據說有26人被盟軍以「戰犯」被判死刑，但至今經確認者為21人。

由於日本政府一直未對當時服役的台灣兵賠償，因此從1977年開始，有5個台灣民間團體合力開始跨海對日本政府要求給予包括當年的軍事郵政儲金（共有帳戶59,577個）、簡易人壽保險金以及海外日本兵軍餉（未付之薪水共47,169件）等的補償金。經過長期的請願，1987年，日本國會才立法通過，但卻轉由紅十字會支給臺灣人原日本兵死亡及重傷者遺族弔慰金（我們稱為：奠儀），每人200萬日幣，不過這筆錢一直拖到1995年才開始發放。（當時120日元可兌換1美元；美元與新台幣的平均匯率為27.37元；200萬日幣約等於43～46萬台幣），這數目只有日籍日本兵慰問金的十幾分之一，以1974年在印尼莫羅泰島（Morotai，是印度尼西亞東部的島嶼）發現的舊台籍原住民日本兵──李光輝（日本名中村輝夫，1919～1979）為例，日本政府僅發給68,000日圓補償金（其中38,000日圓為未發薪餉、30,000日圓為歸還津貼），但幾乎同一時間在關島和盧班克島發現的二戰日本老兵──橫井庄一與小野田寬，日本政府卻分別補償了兩人1,000萬和2,000萬日圓。另外日本早在1952年，就立法通過了《戰傷病者戰歿者遺族等援護法》，隔年又通過了《恩給法的部分修正法》，之後日本政府每年就依據這個法律撥款照顧那些雙手沾滿血腥的日本二戰老兵，這是世界絕無僅有的惡例，因為同樣是發動侵略戰爭的德、義兩國，政府不但沒有發放過一毛錢給那些曾參與過二戰的老兵，還不斷為其所犯的戰爭罪刑反省道歉，這些對台灣人是極度不公平的。不過雖然只發了200萬日幣的弔慰金，這還算是給的多的，因為到2000年後，才得到補償的台籍日本兵卻只能拿到區區兩三萬元台幣的微薄補償金。時任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纂李展平就指出，許多台籍老兵認為這個金額是一種嚴重的侮辱，氣得拒絕領取，聲稱「要讓日本政府永遠欠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