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的「麻六甲困境（或「麻六甲之痛」、「麻六甲風險」，註10）」：整個南海包含──龍目（Lombok Strait）、望加錫（Makassar Strait）、巽他（Sund Strait）、麻六甲（即馬六甲，Strait of Malacca）四個重要海峽。目前全世界有30％的海運航量，以及超過50％的海運噸位會通過這些海峽。而這其中又以位於馬來西亞半島及印尼蘇門答臘之間的「麻六甲海峽」最受國際注目。
對日本來說，進口原油的86％、液態瓦斯的34％，都會通過此地。而中國大陸石油的輸入也有80％也需要通過「麻六甲海峽」（註11）。除了中、日兩大國外，韓國、台灣每年更有高達90％的進口原油必須穿過「麻六甲海峽」（註12）。另外通過「南中國海（南海，South China Sea）」的液化石油氣（LPG-Liquefied Petroleum Gas）相當於全世界LPG貿易量的2／3。
【在沖繩本島最南端的祈念公園山坡之上的100多座石碑群（刻銘碑）。碑上刻了在沖繩島戰役中死亡不分國籍的軍人和平民的姓名 。由於此地是沖繩島東南部最後的戰場，因此在二戰結束五十周年時的1995年6月23日，沖繩政府在摩文仁立碑紀念；在總數約24萬多的死亡者名單中，其中，沖繩縣籍的戰歿者將近15萬人、而非沖繩縣籍將近80,000人，而非日本籍的戰歿者，美軍為14,000餘人、南韓365人、北韓82人，台灣34人。據說開幕初期所刻的姓名總數為234,183人，隨時間與考證，碑上刻的人名會不斷增加，但其中亟待考證與補充就是當年參加沖繩戰役台籍日軍之死亡名單。根據日本台灣平和基金會理事長許光輝的調查研究，當時台灣人在沖繩的移民人數至少為當地朝鮮移民的10倍以上，按照當時戰爭召集的情況，台籍戰歿者人數絕對不只有34位，他個人推估台籍死難者至少1,500人左右。而由許光輝之日本台灣平和基金會爭取多年才建成的「台灣人日本兵紀念碑」，就在沖繩戰役結束71周年的2016年6月25日於日本沖繩和平紀念公園內舉行揭碑儀式，此碑又名「台灣之塔」，並非單純紀念因沖繩戰役而犧牲的台籍人士，而是為紀念二戰期間陣亡與失蹤的所有台籍日本兵所建之紀念碑。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這座「台灣之塔」上並未放上日軍發動侵略戰爭的任何文字敘述，而且與當地眾多由日本各地政府或民間團體豎立的紀念碑放在一起，不但可能有誤導台灣仍為日本殖民地之嫌，也有美化日軍侵略的意涵，再加上建碑之初，尚未獲得蔡英文總統的同意就自行將總統之名刻上去（落款），因此揭碑引起許多不同意見的批評與爭議，尤其中國大陸的反應更為強烈與不滿，甚至直言這是為「漢奸立碑」。】
1971年7月9日，當時擔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經由巴基斯坦密訪北京，在與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1898～1976）的會談中，以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獨」贏得了中國的信任。1971年10月，季辛吉再訪中國大陸，雙方共同磋商研究如何安排尼克森總統（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訪問中國與發表公報之內容的相關事宜。
1972年2月21日，尼克森到達北京，成為第一個來中國訪問的美國現任總統。28日尼克森在上海與周恩來共同發表《上海公報（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美中關係開始正常化。
中華民國臺灣省各地目前總共有20座由政府設置管轄的忠烈祠。其中位於臺北市的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隸屬於中央政府國防部，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之「專祠」，目前是由後備司令部來負責管理維護之責。其餘19座則分別交由各地方政府管理與維護。以「國民革命忠烈祠」為例，目前合祀401,205名烈士（2015年／民國一零四年）、其中包含2,500多名文人（文烈士），他們都是從辛亥革命、北伐統一、八年抗戰及國共內戰中為國犧牲的先烈英靈，由於考證工作一直持續進行，因此入祀的人數仍不斷增加，而在近期一次迎祀人數最多的就是在2014年（民國一零三年）8月27日（三）──國防部指派人事次長室黃情少將（曾任空軍駐屏東439聯隊聯隊長）擔任領隊並在出生於緬甸的靈鷲山（釋）心道法師（俗家名：「楊小生」、「楊進生」）協助下，遠赴緬甸將十餘萬二戰時期陣亡於緬甸的中國遠征軍忠魂迎入忠烈祠內。每年政府會固定於3月29日及9月3日辦理春、秋國殤大典，由總統親臨主祭，參加祭典人員，包含政府代表、烈士遺族和學生代表等，但不開放一般民眾參與；另在4月5日也會在此舉行遙祭中華民族共同祖先黃帝陵暨總統就職時舉行遙祭國父陵等國家祭典等重要活動。
在「國民革命忠烈祠」的正殿中，豎立著一座寫著「國民革命烈士的靈位」的巨大牌位。在正殿的左右兩邊分別為「文烈士祠」與「武烈士祠」。依照法規，「文烈士祠」的祭典是由內政部長擔任主祭，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五院均須派員列席參加祭典。而「武烈士祠」的祭典則是由國防部長擔任主祭，陪祭者為高階將官或在官兵中擇優列席與祭。由於忠烈祠屬國家祠廟（即中國傳統建築的廟堂），因此其入祀典禮及祭祀均會按照「國家祭典標準」來舉行，並沒有特定的宗教形式。這與日本「靖國神社」由神道教管理完全不同。只有單獨家屬來祭拜先烈靈位時，除了原有的官方儀式外，家屬可依自己的宗教信仰儀式來祭拜。
【描述「波耳（布爾）戰爭」畫作，近代歷史上兩次「波耳（布爾）戰爭」分別發生於－－1880～1881與1899～1902。波耳（爾）人（Boer），為居住於今南非境內之荷蘭、法國、普魯士人與比利時人之歐洲人後裔所混合形成之民族，主要族群為荷蘭人，因此在荷蘭語（Boer）中波耳（布爾）人的原意為「農民」。現在已不使用這個名稱而改稱為Afrikaner，中譯為「阿非利卡人」或「阿非利堪人」。第一批約135名的波耳（布爾）荷蘭裔移民是在1652年4月登陸好望角的桌灣（Table Bay），之後隨法國和德國移民陸續移入，逐漸形成一個使用夾雜法語、德語、馬來語和科薩語的荷蘭方言的民族，由於他們大多務農因此被外界稱為「布爾人（Boer）」。1795年，荷蘭被法國佔領，英國趁隙強占許多原屬於法國和荷蘭的海外殖民地。英國人開始移入南非，逼的波耳（爾）人不得不往非洲內陸遷移。1849年波耳（爾）人分別於南非內陸建立了──南非共和國（Zuid Afrikaansche Republik，又稱：川斯瓦共和國）、納塔利亞共和國與奧蘭治自由邦共和國（Republik Van Die Oranje Vrijstaat）。1877年，在非洲祖魯人的威脅與財政困難的情況下，南非共和國宣布接受英國的保護，正式成為英國的殖民地。歷經3 年的統治，英國人除了消滅祖魯王國外，並未積極改善波耳（爾）人的生活條件，反而放任英國人在當地壓迫大肆炒作土地與補收稅款，引發波耳（爾）人的不滿情緒，因此當1880年駐南非共和國主力之英軍主力前往巴蘇陀蘭（今賴索托）鎮壓動亂時，波耳（爾）人就趁機集會叛亂，之後經過兩次戰爭，阿非利卡人在英國的同意下於1910年5月31日正式成立南非聯邦政府（Union of South Africa），1961年5月31日再正式成為－－南非共和國（Republic of South Africa）。另外由於當時英軍制服多為紅色與白色，顏色過於鮮豔容易遭到敵軍的狙擊，造成慘重的死傷。為此，英軍開始利用泥水將軍服染成與當地環境相同的土黃色，讓敵方不易發覺，這做法可以視為現代陸軍迷彩服（Military camouflage）的始祖。不過也有記載認為英軍早在十七世紀就開始使用與環境相符的迷彩戰鬥裝。由於當時有不少印度人在英軍中服役，他們以印度話稱這些染成土黃色的制服為「Khaki」，這就成了現代卡其色這個名詞與卡其服的起源。】
……1868年4月11日，新政府軍正式接收江戶，德川慶喜則離開寬永寺返回自己的出生地－－水戶籓（今為茨城縣的一部份）。但許多依然效忠幕府的武士與幕臣仍舊不肯投降，他們組成幕府護衛隊－－「彰義隊」，並集結在寬永寺外，誓死與官軍對抗到底。於是與大村益次郎（註17）率領的官軍（討幕軍）就在今天的上野公園一帶血戰………
在上野之戰結束後的第4天的5月19日，明治新政府在江戶設置了江戶鎮台（即當地的要塞守備隊／註19），並於其下設立社寺、市政、民政等三個裁判所。到7月17日明治政府又將江戶鎮台改成鎮將府，並將駿河（駿河國，又稱駿州，1871年廢藩置縣後被納入現今的靜岡縣內）以東的關東一帶，以及包含陸奧、出羽在內的13個藩國至於其管轄之下。同一天，江戶被改名為「東京」（當時稱為Toukei；とうきょう），而這是相對於位於關西京都（西京）的稱呼。1869年（明治二年），明治天皇將皇室從京都遷到東京，自此東京正式成為新的日本首都。明治天皇遷居東京之後，維新功臣們本來想在已經燒毀的寬永寺舊址蓋一間西洋新式醫院，為此他們特地找來當時在長崎大阪一帶行醫的荷蘭名醫－－鮑督因（Anthonius Franciscus Bauduin，1820～1885）來主持醫院院務，並負責新建醫院的工作。結果鮑督因在看到當地的秀麗景色時，覺得拿這塊地來蓋醫院實在太可惜了，因此轉而向明治政府建議將寬永寺舊址闢建為大眾都可以使用的都會公園。雖然提議之後，造成明治政府官員之間的熱烈議論，但最後大家還是接受的鮑督因醫生的建議，因此，日本第一座大眾都可以使用的公園－－「上野恩賜公園」便在1876年（明治九年）正式對外開放（開園）……經過100多年的建設，整個上野公園內包含了許多歷史古蹟如原本寬永寺的遺跡－－清水觀音堂、東照宮（Tosho-go；為祭祀德川家康的家廟）、五重塔……等、同時新建了許多各式特色建築如－－1926年11月2日成立的國立科學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Nature and Science，Tokyo）上野本館日本館、結合巴洛克與新西洋式建築的東京國立博物館（Tokyo National Museum）、有「現代建築的開拓者」稱譽的法國建築師柯比意（Le Corbusier，1887～1965）設計的國立西洋美術館（National Museum of Western Art），而位於上野公園周邊的還有－－、東京藝術大學（Tokyo University of the Arts）、以及早在1882年（明治十五年）就開園的日本第一座動物園－－上野動物園（Ueno Zoo）等著名景點。其實目前位於上野公園內的寬永寺是戰後重建的縮小版，位置也被搬到東京國立博物館後面，面向鶯谷火車站（Uguisudani），一旁緊臨著德川幕府家其中六位將軍的墓園。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蘇「冷戰（Cold War）」已經展開，但原本美國扶植對抗蘇聯的第一線基地的中華民國政府因國共內戰失利被迫在1949年全面退出中國大陸，緊接在隔年的6月25日韓戰爆發，為了維持美國在亞洲的最大戰略利益，除了積極扶植日本為美國在亞洲最主要的戰略夥伴外，美國也在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中建構了──《台灣地位未定論》，作為牽制中共的戰略武器，而這就成為台獨基本教義派一直奉為圭臬的理論基礎。
◆1971年7月9日，當時擔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經由巴基斯坦密訪北京，在與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1898～1976）的會談中，以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獨」贏得了中國的信任。1971年10月，季辛吉再訪中國大陸，雙方共同磋商研究如何安排尼克森總統（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訪問中國與發表公報之內容的相關事宜。
摘錄自《你不知道的日本故事》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一二一條規定，第一，島嶼應是在漲潮時高於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第二，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礁石，不應有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沖之鳥礁（島）」實際上是一塊岩礁，漲潮時僅有兩塊床墊大小的礁石露出水面，無人居住，更無法自我維持經濟活動。
但為了加強日本佔有「沖之鳥礁（島）」與「南鳥島」（如後記說明2）的法律依據，日本參議院在2010年5月26日通過了一項名為：《低潮線保全‧據點設施維護法》的新法，用來確保日本所屬──海底資源開發及專屬經濟海域的權益，而這項法律的立法精神就是針對，目前最具爭議、同時被列為──日本最南端領土的沖之鳥島以及最東端的南鳥島的法律身分的識別上──這意味著日本從法律上正式將沖之鳥礁「劃礁為島」，擴大了日本最東端的領土範圍。法案在公告後3個月內就會正式施行。
九州面積與台灣差不多，小一點點。但人口只有1,000多萬，算是地廣人稀。話雖如此，九州算是日本近古與現代文明的發源地。近古指的是──來自亞洲大陸的水稻與古文明均經由九洲再傳入日本四島。日本的近代老祖──彌生人也被認為是從亞洲大陸經由九州進入日本本土，最後消滅與融合了日本的原住民──繩紋人，成為今天的大和民族。而位於九州最南的薩摩（鹿兒島）則是明治維新的發源地之一，同時也是近代日本侵略主義的發祥地，因為統治台灣的前幾任總督與舊帝國海軍將領大多出於九州，甚至在明治初期，負責開發北海道的諸多貪官也都是出身於薩摩的舊籓士。
另北九州的長崎（屬佐賀籓）是明代中期華人移居日本最多的地方，旁邊的福岡因為礦產豐富，礦工聚集──由於這些人大多屬於日本的「賤民階層」（日本總務省於1993年做的調查報告也顯示：福岡一共有606處的「部落」，是日本全國47個都道府縣裡「部落」最密集的地方），因此福岡成為日本現代的黑道之鄉。（福岡縣內有5個被日本警方列管的高危險黑社會組織，它們分別是「道仁會」、「誠道會」、「工藤會」、「太州會」和「福博會」。）
日俄戰爭是在1904年2月6日開戰， 1905年9月5日締結和約！在戰爭中，日本傾全國之力－－總共動員了109萬的兵力，直接參戰約30萬人。戰死的約有60,000餘人，病死的約有21,500多人，其中死於腳氣病、傷寒、阿米巴痢疾的人佔疾病死亡總數的80％，傷亡總數估計超過13萬人（至今沒有完整傷亡數據，因此不同研究數字不同），消耗軍費約17～18億日元，整個國家幾乎面臨破產危機。俄軍參戰總兵力約50萬人，傷亡、被俘約29萬多人（有一說為27萬人），損失艦船98艘，軍費開支20億盧布（為帝俄時期所使用的「俄羅斯盧布」，並非現行的「蘇聯盧布」），就整體損失來看－－日本人其實是名符其實的用「人海戰術」才換得慘勝………
另外日軍在戰後所組成的「軍事調查委員會」也調查了2,000多名於戰爭中遭俄軍俘虜的日軍戰俘，由於傳統武士道並不認同「被敵人俘虜」這事，因為「寧死不屈」才符合大和民族的文化與民族性。因此獲釋的日軍戰俘必須先接受嚴格的調查，之後還必須公開道歉與默默接受來自社會的各種責罵，然大多俘虜最後均遭到開除軍籍的處份（少數帶罪立功者除外），但最糟的是──這些人離開軍中之後，仍舊被迫隱姓埋名遠走他鄉，不然根本無法在社會上生存。如此羞辱的對待歸來的戰俘，影響了日後日軍的作戰形態，視死如歸的作戰方式，讓美軍在太平洋戰爭中備受精神壓力的折磨。
【最諷刺的是，日本能擁有被人稱頌的現代戶政與警政系統，當年就是為了要補足兵役員額而下的苦功（徵稅是附加目的）。歷史顯示，即使如此努力，在十九世紀80年代以後，日本逃兵的數量卻依舊居高不下。後來是隨著愛國教育（如1878年與1882年分別頒布的「軍人訓誡」及「軍人敕諭」）的深入民心與設置憲兵、警察這樣的監視單位，逃兵數目才逐漸降低，但卻無法完全根除逃兵問題。尤其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被稱為「潛入者」的「前線逃兵（現地逃兵）」，總數仍然超過千人。】
明治維新初期，為了使天皇鞏固在新生統一國家的政治權威，復活其於歷史神話中的宗教威信，第一步就是要想辦法恢復佛教輸入日本之前的神道（神道教），以實現所謂「政祭一致」的古制。為此明治政府於1868年（明治元年）1月設置神祇科、2月設置神祇事務局、3月28日，頒布了《神佛分離令（神佛判然令）》，由於當時日本急於現代化，結果意外引發了如同中共「文化大革命」一般的「廢佛毀釋（廃仏毀釈，はいぶつきしゃく）」運動，造成佛教空前的浩劫。大量佛寺、佛像與佛教經典被毀（當柴燒），僧侶被強制還俗，許多國寶古蹟建物都被破壞變賣。經過三年多的破壞，到1871年官方發布「古器舊物保存方」太政官布告，才暫時喝止了這股破壞古物的歪風。但沒有了信徒的寺廟，陷入了極度窮困的窘境，為了生存只能開始販售寺寶。1880年（明治十三年），應邀從美國到東京大學教授政治與哲學的費諾羅沙（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帶著東大的學生岡倉天心（1863～1913）做為翻譯，訪查各地古寺，同時展開了大規模的古物收購活動。費諾羅沙的收藏不單是因為個人的喜愛，最重要的是站在保護傳統文化的立場。這個做法後來也影響了明治政府，於1897年（明治三十年）6月10日，頒布了日本最早的文化財保護法律《古社寺保存法》。倆人除了保護了眾多古文物，也重新活化與肯定了日本傳統藝術的價值，再搭上「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勝利的民族主義順風車，結果讓一度垂死的日本傳統藝術重新復活，之後在政府與民間的攜手合作之下，展開一連串的古蹟重建作業，才能有今天日本隨處可見的歷史古蹟與精美的傳統藝術。
◆根據1943年（昭和十八年）的統計，臺灣總面積為3,707,000甲（約35,957.9平方公里），其中私有土地（民有地）約為1,229,000甲（約11,921.3平方公里），占臺灣總面積約33.4％；官有土地則高達2,478,000甲（約24,036.6平方公里），佔臺灣總面積66.6％。其中私有土地當中，僅有39.71萬（日本人僅為臺灣總人口的6.03％）的日本人卻擁有其中的1／3土地（約臺灣總面積的13.3％），其餘2／3弱的土地才是由600萬的臺灣人所有。
◆另據洪震宇先生所寫的《臺灣農村經濟研究／自立出版社，民國73年8月出版》中所列，總計日本佔領臺灣的51年間，先後奪取的土地達16萬甲以上。
……1592年與1597年日本兩次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史稱「萬曆朝鮮戰爭」（又稱：「壬辰戰爭」）；日本稱為「文祿、慶長之役」；朝鮮則稱為「壬辰倭亂」或「丁酉再亂」。兩次戰役時間長達7年，要不是明朝派出大軍支援，朝鮮恐怕早已亡國，最後是在豐臣秀吉病歿才結束這場惡戰。在戰役當中朝鮮王國幾乎完全毀於戰火之下，不但被日本搶走大量文史典籍，另外還被擄掠了十多萬朝鮮技術工匠與儒者到日本，像製作高麗陶瓷工匠就因為被擄走過多，使得著名高麗瓷的製作工藝幾乎失傳。而由中國傳到朝鮮的活字印刷術也是這個時候被引入了日本。最後這些朝鮮俘虜都融入日本，自然大大的提升了日本的近代工藝技術，就因為這樣，「壬辰戰爭」又被稱為「陶瓷器戰爭」或「陶匠戰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被稱為「日本瓷器的陶祖」、「有田陶器的創始者」的朝鮮陶工李參平…………到明末清初時，因為清政府為對抗盤據在台灣的鄭成功因此實行海禁，再加上中國製造瓷器的重鎮景德（「景德」為北宋真宗於1004年以其年號所賜之地名）遭到戰火破壞而導致中國無法正常出口瓷器，於是原本專門外銷中國瓷器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註15）開始將仿製景德鎮的日本「有田燒」作為代替品出口到歐洲……由於出口到歐洲的「有田燒」都是從北九州佐賀縣伊萬里（いまりし）港裝船出海的，所以在歐洲的品牌就成了「伊萬里燒（瓷）」……根據估計從1659至1689年的30年裏，每年都有好幾萬件的「有田燒」銷往歐洲、甚至是東南亞。不過為了抬高價錢，許多日本瓷器還在瓷器底盤上加上中國皇帝的年號，冒充中國貨外銷，因為對歐洲客戶來說，「Made in China」就是品質與售價保證的標章。但當1683年康熙皇帝下令重建景德鎮窯後，仍然使用舊朝鮮時代落後燒製技術的「有田燒」，由於整體工藝遠落後於中國的燒瓷技術，再加上荷蘭分別在1665～1666、1672～1674的4年間兩度與英格蘭交戰，1672～1678又與法國發生戰爭，等戰事告一段落，景德鎮已經恢復元氣………不但逼得日本瓷器退出歐洲市場，連帶的物美價廉的中國瓷器（只有1／4日本瓷器的價格）還回過頭來強勢橫掃日本市場，打的日本瓷器業潰不成軍。李參平歸化日本之後改名為金ヶ江三兵衛（かねがえ さんべえ，？～1655），目前其直系子孫仍然在從事陶瓷工作，已經在日本繁衍了十四代……不過根據日本人自己的考據，到底李參平當時帶來的是單純的製瓷技術還是也包括了工藝繁複的青花瓷，這仍有許多疑問未解！在近代史上，有關「李參平瓷祖説」的源頭其實是幕府末期佐賀藩士久米邦武（Kume Kunitake，1839～1931，位於東京的「久米美術館」就是紀念他而創設的）博士受藩主鍋島家指示而提出來的。很多日本學者對這說法其實是很不以為然的，他們認為：就當時朝鮮人所建的瓷窯是絕對燒不出如此漂亮的青花白瓷的。日本知名中國古陶瓷器研究專家、《支那陶磁源流考／匋雅堂，1922年出版》的作者中尾萬三（なかお-まんぞう，1882～1936）在1932年（昭和6年）三月號《陶瓷》雜誌上就曾撰文指出：「從有田窯實際發掘出的青花白瓷（註17）來看，與其説是（朝鮮）李朝風格的「染付（そめつけ，為日本陶瓷界對中國青花瓷器的稱呼）」，還不如説更似明代青花；説是李參平技藝所為，卻呈現一派景德鎮模樣。誰有這個能耐運用先進發達的景德鎮製陶技藝？」。而大正、昭和前期日本文樂（為日本「人形劇（木偶戲）」、「人形浄瑠璃」的代稱）研究家兼戲劇評論家的石割松太郎（1881～1936）早在1932年（昭和6年）7月5日於大阪《朝日新聞（Asahi Shimbun）》上發表一篇名為《誰是瓷祖》的文章也指出，在日本被稱為「祥瑞」的染付（青花）名瓷的傳承譜系並非以李參平為鼻祖的朝鮮系，而應該是由一位生活在江户（1603～1867）初期的陶工伊藤五郎太夫從中國景德鎮學習之後帶回日本的；也就是說，石割松太郎「否定了朝鮮陶工李參平是日本陶祖的論斷，他認為日本青花瓷器的技術源頭是中國的景德鎮」。2年後石割松太郎更進一步發表專書《祥瑞研究》以更嚴謹的證據來佐證－－日本青花瓷技術絕對是來自中國，而非朝鮮。只可惜石割松太郎在這些研究尚未完成之際就在1936年7月過世，享年56歲，其研究就此中斷，實在可惜。
這本我想看，可惜了～在台灣沒人翻譯（或許是沒有市場、或許是擔心皇民抗議、或許是台灣人根本不讀書……）──日高 恒太朗（本名：日高盛久，1952～2014）所寫的《不時着―特攻 「死」からの生還者たち／（本書榮獲2005年第58届──「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
【日本本州東北與北海道的原住民族（少數民族）──阿伊努人（Ainu，或翻譯成「愛努人」、「愛奴人」、「阿衣奴人」），十九世紀時北海道的少數民族除了阿努依人外，還有──尼夫赫族人（趨近蒙古族）、鄂羅克（趨近通古斯族）、俄羅斯人。在1904年4月30日於美國密蘇里州（State of Missouri）的第二大城市──聖路易（Saint Louis）盛大開幕的「萬國博覽會（World Exposition，簡稱World Expo）」中，日本人曾特別運了8位來自北海道的阿伊努人放置於「人間動物園」（Human zoo，日本稱為：「民族學的展示」、」「人間の展示」）這個展區中供人觀賞。同一個時間展覽的還有美國的印地安人保留區與英國從非洲剛果運來的非洲矮黑人。在世博會的官方出版品上對於阿努依人是這樣記載著：「文明的日本和野蠻的阿努依人形成鮮明的對比。不知道該如何描述他們的愚蠢，他們也不可能接受文明與教育」。此照片為1904年阿努依人出發參加世博會前於東京合影。到了1910年的「日英博覽會（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時，日本人改將台灣的原住民──排灣族（男21人、女3人，屬屏東的高士佛社）放置於「福爾摩沙土著村」內供人參觀展示（「居住展演」）】
【《大日本帝國憲法》架構下的政治制度。這部東亞首部的現代成文憲法（明治憲法）是摹仿德國普魯士憲法的欽定憲法。明治憲法第一條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明治憲法係基於天皇主權的原理，由天皇總攬──立法、司法、行政之統治權。此外，行政各部的官制、陸海軍的統帥、宣戰的公佈、條約的締結等，都屬於天皇的大權。然為了解決──天皇權力的絕對性與君主立憲制間的「矛盾」，1890年（明治23年）10月30日，井上毅與元田永孚（Motoda Nagazane，1818～1891）奉命制定了《教育敕語（The Imperial Rescript on Education）》，之後由山縣有朋內閣以天皇名義發布。這個使用古文體日語、並以天皇對臣民訓講方式寫成的《教育敕語》成為日本皇民化教育的最高指導原則，而最簡單的目標就是──「要求每個臣民平時要遵守法律，在國家發生戰事的時候能夠挺身而出」，最直接的行為就是要－－「滅私奉公」，對自己所屬的組織要無限忠誠、對自己忠誠的對象（領袖）要無私的奉獻一切。這對當時日本的政體來說極為重要，為日本立憲制度的原則，實質性的確立由天皇教導臣民的專制體制。從此，天皇可以跳脫憲法所規範的民主框架，成為全日本神聖不可侵犯的「神」。有史家就認為；《教育敕語》將日本百姓給培養成了帝國皇民、《軍人敕諭》則是將日本軍人培養成帝國皇軍，之後兩者就成為日本國民教育的大政方針，深刻的影響與改變了後來的日本，因此我們現在看到的日本就是在「明治維新」時期開始成型的。日本投降後，日本成為美軍佔領地，除了讓天皇從「神」變成「人」之外，也在美軍的參與監督下重修了憲法。但為了持續推動國民道德教育，1956年，日本國會通過《有關地方教育行政組織及其營運法（「地方教育行政の組織及び運にする法律」，簡稱「地方教育行政法」）》，廢除了《教育委員會法》，重新確認了戰前的中央集權式義教育體制。1958年3月，日本文部省向全日本教育機構發出了《中小學校道德教育的實施要領》，簡稱「道德特設」。而這些幾乎都承繼於戰前的《教育敕語》與《軍人敕諭》的基本精神，這個法律一直到2004年才稍有更動。也就是戰後日本人持續透過民主與經濟改革讓國家改變，同時也透過徹底與長期的「道德教育」培養每個國民的第二天性，因此才有今天令世人驚艷的高品質的守法社會。】
摘自拙著～～《你不知道的日本故事》之（6）【有關「明治維新」的12個另類觀點】
【在明治維新時期，以薩摩人為主的明治政府軍，於「奧州會津之戰」時，大量屠殺效忠幕府的會津籓人，但是到了1877年時，曾是推動明治維新的大英雄、有名至三傑稱號的西鄉隆盛在故鄉鹿兒島發動反明治政府叛亂時，明治政府竟然刻意雇用這些曾被明治政府殘殺的會津人，之後再利用他們的仇恨去手刃（殘殺）那些原本屬政府軍的薩摩叛軍，讓人民因為政治對立而相互殘殺，這恐怕只有日本人才做的出來！】
管仁健先生在他所寫的《台灣人民迎接的是日軍，還是華軍》文章內寫道：
【現代海權論鼻祖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小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為丹麥移民後裔，父親丹尼斯․哈特․馬漢（Dennis Hart Mafan，老馬漢，西點1820年級學員）在1832年1月1日被西點軍校任命為土木和軍事工程學及戰爭藝術教授，當時年僅28歲，是學校裡最年輕的教授。他自製與出版的多種教材，其中《前哨（全名為《部隊前衛、前哨、先遣支隊，附屬民兵、志願軍戰略要則及戰術要點》）》，這本書以大量的篇幅清楚解釋了－－偵察、警戒、機動等近代軍事課程，是當時最經典的軍事教科書。曾經留學法國的老馬漢，深受拿破崙手下大將約米尼﹙Autoine Henri Jomini，1779～1869，曾經著有《戰爭藝術》一書﹚所提倡──「正面大規模進攻學說的影響」，但當時的美國並非像今日一般的軍事強國，所以老馬漢將約米尼的戰術依據美國的現況提出了－－「依據野戰工事主動防禦，消耗正面進攻敵人的塹壕戰理論」。著作相當豐富的老馬漢在1852年，分別榮獲－－威廉瑪麗學院（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1693年創立，是美國第一所公立大學與歷史第二悠久的大學，第一是私立哈佛大學）和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1764年創立）所授予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南北戰爭結束後，老馬漢因為疾病纏身而在1871年9月16日，於赴紐約就醫途中跳河自殺，享壽69歲（1802～1871）。就因為對工程教育有卓越的貢獻，後世將其與西點軍校首任校長西爾維納斯․薩耶爾上校（為譽為西點軍校之父）、1810年西點畢業生西爾韋納斯․塞耶（首先將土木工程引入西點軍校、並將西點改制成為四年制大學）並稱為「西點三巨頭」。小馬漢在1854年進入紐約的哥倫比亞學院（Columbia College）讀書，兩年後並未隨其父親所願進入西點軍校，而是轉入美國海軍官校（USNA-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就讀，1859年以第二名優異成績畢業並進入美國海軍服役。儘管小馬漢的成績相當優異，但老馬漢卻曾經這樣評論自己的兒子──「相比起一名海軍軍官，他可能更適合做一個平民。」。多年後，小馬漢在他所寫的《海軍生涯回憶錄（Recollections of Naval Life）》中承認父親對他的評論是對的，因為熱衷於學術研究的他，並不擅長、甚至是有點厭惡在海上服役，他說：「只要有可能他就會想辦法拖延或是逃避出海」。小馬漢剛從海軍官校畢業之初，美國還不是海上強權，只有幾艘近海軍艦。小馬漢在1885年任美國海軍學院教授，負責講授海軍史及海軍戰略。馬漢的著作不僅受到英國海軍、德皇威廉二世與老羅斯福總統的尊崇，讓美國逐漸從封閉的「門羅主義」中走出來，成為繼英國之後的世界海上強權。馬漢也影響了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海軍，並成為後來日本擴張海權的重要理論依據，甚至後來日本錯誤地估計美國和日本的實力進而偷襲珍珠港，都與馬漢的海權理論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