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在1898年頒布了－《大日本帝國憲法》……於1890年（明治23年）11月1日正式發生效力。
其中對於選舉制度作了最初的法律規定：當時規定：必須年滿25周歲以上、在選舉名冊制定前一年內繳納直接國稅...15日元...以上的「男子」才有選舉權，當時全日本有選舉權的人數共有46萬人；而作為候選人，則必須繳納2,000日圓的保證金，且若不能得到法定的票數，將沒收保證金。以當時日本的社會條件來推算，能繳的起15日圓稅款的人非富即貴，更別提候選人所必須繳納的2,000日圓，在當時那是一筆相當大的天文數字。由此可見，當時日本的選舉制度具有嚴格的財富排他性和性別歧視，這使得當時實際擁有選舉權的人數只占日本總人數的1％左右，也就是所謂選擇，其實是有錢有勢人才玩的起的遊戲。後來，選舉人的財產限制有所變化，到1900年，繳納國稅的金額降為10日圓，1919年再降至3日圓，選民人數一下子增加到300萬人。
八國聯軍之役《辛丑合約》簽訂之後，柴五郎因為維護各國使館與軍紀有功而獲得許多參戰國家的贈勳，其中還包括一枚英國最高軍功獎章－維多利亞十字勳章（V.C.-VictoriaCross／1818年設立），甚至連清政府也以其所謂維護治安之功給他發了一枚勳章，但更荒唐的是，除了柴五郎外當時曾燒殺搶奪的日本軍總共有199人也都獲得清政府的贈勳……這代表荒謬無能的大清……非亡不可！
……當年八田與一（Hatta Yoichi；1886～1942）在設計與施工－嘉南大圳與烏山頭水庫時有許多疏失；比如，引水渠道沒有使用水泥做內面工程，結果造成水資源的大量滲漏，根據民國48年（1959年）的資料顯示，當年漏掉的水約等於烏山頭水庫之蓄水量。而烏山頭水庫供給的水含沙量過高，使用不過7年，烏山頭水庫竟已淤積一成，這使得中華民國政府來台之後，不得不興建「曾文水庫」來進行補救。另水庫完成後號稱灌溉區域可達15萬甲，但實際供水卻不及1／3，因此只能以「三年輪作」的方式－即「一年水稻，一年甘蔗、一年雜作」。因此八田根本沒有後來文獻上所過度稱頌的功績，也就是說有嘉南大圳有今天的功效其實是台灣光復之後－政府與歷任台南縣長（例如第3任及第4任臺南縣縣長胡龍寶先生／1910～1997；台南善化人，就花了不少時間改善嘉南大圳）的重新整治之功，也才使得台南縣由日據期間，為全省南北中各地區生產能力最低的地位，一下子轉成農業甲等縣－農業增產比率高居全台之冠！最重要的是，1942年5月8日，八田被日本陸軍省聘為「南方開發派遣要員」，奉命前往菲律賓進行棉作灌溉設施調查，也就是準備再去菲律賓建設另一個嘉南大圳，好藉此掠奪當地的農業資源。但其乘坐的「大洋丸」途中遭美軍潛水艇擊沈，日本投降後八田夫人（外代樹）跳入烏山頭為亡夫殉情自殺，再加上日後－「藉日諷（批）中」的獨派刻意誇大其功勳，因此造就了現今八田與一及日本統治者為台灣無私貢獻的殖民神話。
…1925年日本稻作專家磯永吉（1886～1972）在台灣以日本種稻米與台灣本土的「在來米」雜交出適合台灣耕種－高黏度的「蓬萊米」，大大提高台灣稻米的品質和產量。只是日本人在台灣推動稻米增產改良，目的只是為解決母國的糧食荒，而非以改善台灣人的生活為要旨。因此一直到戰爭末期台灣還有超過一半產量的稻米被輸出到日本，根據日據時期台灣灣總督府米穀局編輯的《台灣米穀要覽》顯示，在1905至1909年間，台灣人每年平均消耗糙米1.11日石（1日石等於約180.39公升），其後逐年減少直到1935至1938的0.83日石，盛產稻米的台灣每人的食米消耗量，竟然因為稻米盛產而減少了1／4，吃不飽當然就只能以番薯來果腹。正所謂「日本人吃米，台灣人吃番薯簽」的「饑饉輸出」或「飢餓移入」。也因為吃不飽，在日本佔據台灣的50年間，在1908年之時，全台灣還有27.2歲的平均死亡年齡，結果到稻米生產高峰的1938年時，台灣人的平均死亡年齡竟下降到23.2歲……
【歷史絕對沒人能寫出一個面來．．．．因為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看法和見解．．．甚至是成見．．．另外因為每個人所掌握的資料不相同～自然也會得出不同的結果！但絕對不能用一個點來解釋一個面．．．．．那錯誤會很大很大．．．．．．老管（管仁健）以一個小例子來含括整個歷史．．．不但錯誤而且無知．．．．幸德秋水這個日本人看到了……老管卻視而不見……這是不對的】
……在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時，日軍派出参加聯軍的總人數高達23,540人以及18艘軍艦，是當時派出兵力最多的國家。除了燒殺搶劫之外，單單日軍在登陸天津之後就搶走至少200萬兩的銀子。隨後聯軍進入北京，日本人又搶在其他國家之前直奔大清的財政部－戶部衙門，從戶部至少搬了300萬兩銀子，另外又在戶部的庫房內搶走了無數的綾羅錦緞與其他倉庫所存的32萬石倉米和全部銀兩，為了消滅證據，事後還一把火燒了戶部（註3）。英國人B.L.Putnam Weale（又名：BertramLenox Simpson；1877～1930）在1906年出版的《庚子使館被圍記》（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中就詳細記在了這件事：「初以為日本人之紀律最佳者，亦踵為之。彼將戶部所存之銀，一取而空，其數在百萬磅以上」。B.L.Putnam Weale在書中所說的－「日本人之紀律最佳者」原本指的是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之後擔任日本占領軍指揮官的柴五郎上校，出身自會津籓（今主要為福島縣所在之區域）的柴五郎（しばごろう；1860～1945，後來晉升至陸軍大將暨軍事參議官）因在明治維新末期親眼見到明治官軍攻陷會津籓後的燒殺擄掠，所以嚴令攻擊北京的日軍不得參與劫掠行為，為此他特別下了一道命令：「但凡日本的士兵．沒有批准一律不准離開軍營，就算休假上街，也不許進入商店，哪怕是花錢買中國人的東西，也以違背軍法論處」…他對日軍官士兵們解釋說：「…由於我們是佔領軍，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會以和平平等的眼光來看待我們，即便我們花錢去買東西，他們也不見得敢收，這種隨意拿東西不花錢的風氣一開，那麼接下來就是燒殺強劫，這是我絕對不允許的」。這樣的要求，讓北京居民因此感戴不已，視其為守護神，返國時甚至受到當地居民的夾道歡送。只是柴五郎統率以外的日軍仍然無法避免軍紀不良的問題。
日本是在1873年（明治6年）開始實施現代的徵兵制度，但因為逃兵過多，所以當時規定只要能繳交300日圓的代人費就能免除兵役，因此受益的都是富人。為杜絕弊端，到1883年（明治16年）開始規定：任何人不管有天大的理由，都必須應召入伍當兵，這一年逃兵總數卻高達21,000人，較前一年增加了2,700人。後來隨著愛國教育的深入民心與設置憲兵單位，軍紀得到貫徹之後逃兵數目才逐漸降低，但卻無法完全根除逃兵問題。在二戰前日本最高的紀錄的逃兵為－1914年（大正3年）從廣島部隊（為坂垣征四郎／Seisirou ITAGAKI（1885～1948）的第5師團）逃走的松本喜太郎，到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他總共逃了31年，在戰後他為了求萬全，又繼續失蹤了15年才恢復原來身分。
民國39年（1950年）1月國府在雲南的據點蒙自被解放軍團團包圍，因此湯堯只得下令放棄蒙自，並命令第8軍與第26軍分別向滇西和滇南轉進。其中第26軍在往元江（流進越南之後改稱紅河）下游中越境撤退時，沿路均受到解放軍的攻擊，導致部隊損失慘重，因此渡過元江之後，為分散解放軍的注意力，將部隊分成二路－右路以93師師長葉植南的直屬部隊為主，有278團羅伯剛部、279團第1營，以及部份來不及空運撤退的國防部官員及空軍人員；左路則是由第8兵團副司令官兼軍長彭佐熙將軍率領的第26軍軍部，並帶領第161、193、368師與93師277團等部分人員；兩路原預定在中越邊境的猛丁（位於今雲南金平縣內）會師，但因急行軍與通訊不良，兩路部隊就此失去聯絡，由彭佐熙軍長率領的3,879名官兵，最後進入越北萊州停留。之後也比照第1兵團司令官黃杰將軍於民國38年（1949年）12月12日率軍入越的模式，全部遭法軍給解除武裝，人員分別被拘禁於越南東南海岸瀕臨南海的金蘭灣（Cam Ranh Bay）以及越南與柬埔寨南端交界處暹羅灣內的富國島（一稱『復國島』）上之陽東、吤多兩營區，富國島面積600餘平方公里，相當於4個大小金門島。其中第26軍官兵主要羈押在金蘭灣內，而除了黃杰部與26軍外，同一時間從越南撤離的還有桂系126軍與46軍譚何易等部約萬餘人、余程萬滯留雲南打游擊的272師殘部1,000餘人、越南國民黨武鴻卿所率領由原桂系魯道源11兵團為主幹組成的越南建國軍約15,000餘人。為避免另一支由93師師長葉植南率領的部隊一樣遭到法方的羈押，因此彭佐熙將軍在通訊恢復之後電令部隊不要入越，葉植南只得率部沿中、越邊界轉進至滇南的西雙版納（即今日之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之後就暫留在中、緬邊界的車裏、佛海、南嶠一帶等待國府將其部隊轉運到海南或臺灣。但不久又遭解放軍與當地土共的圍攻，因此殘部只得冒險於阿卡寨南橋附近越界轉往緬甸，集中於木梘，2月底經猛勇、猛叭、猛海到大其力東方的小猛棒休整，之後再想辦法與國府連絡。而前述那批滯留越南總數約33,457人的國軍與眷屬，直到1953年7月才在國府的極力爭取與美國海軍的協助下，除千餘人自願留在越南外，其他人被分成7批全部遣送至臺灣，結束了長達將近4年在異鄉的漂泊生活.....
摘錄自《你可能不知道的中國近代故事（二）》第4篇【被人遺忘的故事～第2次世界大戰～泰國曾經入侵中國與泰緬孤軍的故事】
中文名為「丘英樂」的盈拉．西那瓦，不但是泰國史上第一位女性總理（首相），也是泰國在1932年施行君主立憲式民主制度以來的第12位華裔泰國總理，其曾祖父丘順盛來自廣東豐順，就是我們俗稱的－梅縣「客家人」。而她哥哥就是流亡海外的前總理－塔克辛（漢名丘達新）。
其實盈拉．西那瓦當年的競選對手－前任民主黨黨魁的前總理阿比希（阿披實）也是華裔，阿比希（阿披實）本姓袁，其祖先是由越南移居泰國的華人。
我曾在《你可能不知道的中國近代故事（二）》這本書中第4篇【被人遺忘的故事～第2次世界大戰～泰國曾經入侵中國與泰緬孤軍的故事】～寫過二戰時期－泰國曾經與日軍攻擊過中國的故事～但這本書剛出不久……出版社即休業……因此大多數書籍並未售出
「洛」為京都（kyoto）古稱；指的就是「中國洛陽」。西元794年（延曆13年）10月，日本第50代恆武天皇（737～806）選擇從長岡京（也在今京都市內）搬遷至符合中國風水所稱之「四神相應（四神，也叫作四象，即－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東、西、南、北之四方相對應）」的京都盆地作為首都。京都四周被山所圍，北為船岡山，東臨鴨川，西有桂川逶迤向南流過，古時稱為：平安京。最初京都的城市規劃全部模仿中國隋唐長安城格局的「条坊制」規劃，而条坊制則是由中國古代的「里坊制」改良而來的都市規劃型制。城內街道呈現長方型棋盤式格局，平安京當時東西寬約4.5公里（km）、南北長約5.2公里（km）。其城中央的主幹道為南北向－路寬約84公尺（28丈）的朱雀大道（約為現在的千本路，舊長安城的朱雀大街，復原後其路寬度為155公尺，以朱雀大街為界，將長安城一分為二，由長安，萬年二縣分管，各領55坊）。沿朱雀大道從北至南、東西向一共開了9条通－即橫向道路。同時也開了幾條與朱雀大道平行的－古稱「坊」的道路，由「条」與「坊」交錯構成如圍棋棋盤一般的整齊市容。城北為皇城和宮城，城南為外郭城。外郭城又分為東西兩部分：朱雀大道西側為右京「長安」，東側為左京「洛陽」，然而，右京的「長安」地區由於多為沼澤地未能順利開發，最後實際的市區只有左京的「洛陽」。所以京都也被稱為「洛陽」，因此目前京都市內各地區至今仍留有－洛中、洛西、洛南、洛北等稱呼，後德川家康（1543～1616）在江戶（今東京）建立幕府，但天皇仍然居住在京都，所以前往京都就被稱為「上京」或「上洛」。
京都後來在長達11年的應仁之亂（1467～1477）時被燒成廢土，直到豐臣秀吉（1537～1598）掌握日本大權後才對京都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京都才又復興過來。二戰末期本來與東京一樣會遭盟軍大轟炸，但後來經梁思成的求情而逃過一劫，但許多古蹟仍逃不過意外大火與地震的破壞，因此目前京都絕大多數的古蹟大多在1945年戰後重修與重建的！
這是我在整理～《你不知道的日本故事》第（13）篇＜華人移民與日本長崎之「唐四福寺」＞時意外整理的有趣小資料………
明朝末年禮部尚書與書畫家的董其昌（1555～1636）主張將盛唐以來眾家畫法歸納為南、北二宗。北宗畫法主張以剛取勢，注重用筆。首先以毛筆著墨鉤畫輪廓，再敷設濃麗色彩，類似寫實的技法。以唐朝李思訓（651～716或648～713）為祖，李唐（1066～1150）、趙伯駒（1120～1182）、馬遠（1160～1225）、戴文進（1388～1462）、吳小仙（原名：吳偉，綽號為「小仙」；1459～1508）、唐寅（即唐伯虎；1470～1524）皆為此派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