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維新時期，以薩摩人為主的明治政府軍，於「奧州會津之戰」時，大量屠殺效忠幕府的會津籓人，但是到了1877年時，曾是推動明治維新的大英雄、有名至三傑稱號的西鄉隆盛在故鄉鹿兒島發動反明治政府叛亂時，明治政府竟然刻意雇用這些曾被明治政府殘殺的會津人，之後再利用他們的仇恨去手刃（殘殺）那些原本屬政府軍的薩摩叛軍，讓人民因為政治對立而相互殘殺，這恐怕只有日本人才做的出來！】
管仁健先生在他所寫的《台灣人民迎接的是日軍，還是華軍》文章內寫道：
1984年在當兵時，有一次去台灣最南端的東港演習，附近有個大鵬營區，日治時代就是水陸兩用機場。因為借住民宅，與一位70歲的老人聊天時，談到這裡以前日軍也駐紮過，我立刻想起歷史課本裡提到的「南京大屠殺」，就隨口問一句，他們在這裡一定是「姦淫擄掠、燒殺一空」，不料那老頭很不「愛國」，竟用台語回答我：「少年仔，阿本啦比阿山啦好十倍啦！」
這「漢奸老頭」的回答讓我很不高興，雖然我也痛恨老蔣的專制，但對著我這外省人第二代說日軍比國軍紀律好，實在讓我很不服氣。（或許是因為我福佬話還算「輪轉」，讓老頭以為是「自己人」，所以不隱瞞。）
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去台北松山、新竹湖口、嘉義水上、台南新營等日軍留下的營區時，都問過當地耆老同樣的問題。結果不是別人不願回答（那時還是小蔣的戒嚴時代），就是一口咬定日軍好，從未聽過一個年長者說過國軍比較好的。
這個結果很傷害我的「民族自尊」，退伍之後我看到馬丁、米勒（J. Martin Miller）1900年的著作《China. Ancient and Modern》裡，敘述庚子事變那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時說：「只有日本人採取旁觀態度，不參與搶劫，並且認為搶劫戰利品是全然錯誤的。」而日軍指揮官柴五郎成了民眾的「守護神」，日軍佔領區紀律嚴明，北京市民還聯名向英國公使麥克唐納請願，將俄佔區改為日佔區。
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中也說：「聯軍中日軍在京全然沒有對平民百姓行搶掠之道，是當時有目共睹的。作戰爭先，擄掠落後，一時頗為他們入侵的友軍和本地華民，另眼相看。」而日軍指揮官柴五郎回國述職時，北京民眾竟夾道流淚歡送，這些歷史紀錄，都讓我開始懷疑，日軍在台究竟是「姦淫擄掠、燒殺一空」，還是讓人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其實管先生只看到了表象…….甚至是故意忽略了事實......因為事實是：
在明治維新征幕戰爭的尾聲……發生於1868年（明治元年；慶應4年）9月──的「奧州會津之戰」──以長州藩（今山口縣）、薩摩籓（今鹿兒島）、土佐籓（今高知縣）作為「官軍」的明治新政府軍──約3,000多人迂迴突襲會津藩（今福島縣）的若松城。戰鬥歷經1個多月，9月下旬新政府軍在依靠會津農民的支援下，攻下會津的若松城，但真正的戰役結束卻是一直拖到11月6日會津籓主──松平容保投降為止，投降後的會津士族全部被放逐到最偏遠的斗南蕃（今青森縣）去開荒，容保則被軟禁。「奧羽越列藩同盟」也正式解體…….
整個「奧州會津之戰」中會津藩軍戰死超過3,000人、另外還有許多無法計數的平民百姓也死於戰火之中，而由籓內數百名未成年的義勇軍所組成的少年白虎隊，則因不投降而一起於飯勝山集體自殺（約340位──年齡從15歲到17歲左右的少年及少女；目前當地建有白虎隊紀念館）。除了戰死者外，許多無辜的會津婦女竟遭到以長州藩軍為主的新政府軍的姦淫擄掠，政府軍甚至還放任士兵到處搶劫財物、縱火焚屋。所以在戰爭結束後，若松城變得殘破不堪，到處都是遭到政府軍殘殺的死屍，但更令人髮指的是，政府軍在戰後並不允許倖存的居民埋葬這些失敗者的屍體，只得任其腐爛，或者遭動物啄食撕咬。直到12月，明治新政府才以擔心瘟疫傳染的考量下允許當地人埋葬這些已經腐臭的屍體，但是仍然不允許豎碑題詞來紀念這些死者。之後會津人還被汙稱為「會賊」，居住地則被稱為「白河以北一山百文（白河の関所より北の土地は、一山で百文にしかならない荒れ地ばかり）」；意即無人居住的荒涼之地或一文不值的落後之地。」，也就是這個緣故，直到現在已經由長州藩改名的山口縣和改名為福島縣的會津藩的百姓之間仍然存芥蒂，例如會津籓出身的陸軍大將暨軍事參議官柴五郎（しばごろう；1860～1945）在其遺書中（《柴五郎の遺書》）仍舊憤怒的清楚記載：當年薩長聯軍（即明治新政府軍）對於戰敗會津的殘暴行徑；也因為柴五郎的祖母、母親、嫂子…等至親都在這場戰役當中身亡，失去親人的痛讓柴五郎特別痛恨別人利用戰亂時的胡作非為，因此在1900年的庚子之亂（即「義和團運動」或「庚子拳亂」），當時在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之後擔任日本占領軍指揮官的柴五郎，嚴令日本士兵不得參與劫掠行為，為此他特別下了一道命令：「但凡日本的士兵．沒有批准一律不准離開軍營，就算休假上街，也不許進入商店，哪怕是花錢買中國人的東西，也以違背軍法論處」…他對日軍官士兵們解釋說：「…由於我們是佔領軍，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會以和平平等的眼光來看待我們，即便我們花錢去買東西，他們也不見得敢收，這種隨意拿東西不花錢的風氣一開，那麼接下來就是燒殺強劫，這是我絕對不允許的」。這樣的要求，讓北京居民因此感戴不已，視其為守護神，返國時甚至受到當地居民的夾道歡送……而這些都是血的教訓才得來的仁慈，絕非出於仁慈或是原有的軍紀要求！更何況管先生也忘記討論其它非柴五郎所統帥的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所犯下的罪刑。
不過故事尚未結束，到1877年時，曾是推動明治維新的大英雄、有名至三傑稱號的西鄉隆盛在故鄉鹿兒島發動反明治政府叛亂時──這就是有名的「西南戰爭」。為了平亂，明治政府竟然刻意雇用這些曾被明治政府殘殺的會津人，之後再利用他們的仇恨去手刃（殘殺）那些原本屬政府軍的薩摩叛軍，讓人民因為政治對立而相互殘殺，這恐怕只有日本人才做的出來！
摘錄自～《你不知道的日本故事（增修版）》之（5）【再談談「新撰組」～是「國之忠臣」還是「幕府鷹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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