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導讀
《維基百科》中有關電影《投名狀》是這樣寫的：『《投名狀》是一部2007年上映的港產劇情片，陳可辛執導，李連杰、劉德華和金城武主演。該片於2007年12月28日上映。在2008年香港電影金像獎中奪得8個獎項，並包括最佳電影及最佳導演等重要獎項，李連杰亦憑此劇成為最佳男主角。台灣的2008年第四十五屆金馬獎投名狀再次獲得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及最佳視覺效果等三項獎項。
故事背景是1860年代清朝太平天國時期，故事大綱改編自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馬案。』
由於「刺馬」被歸類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其它三案為：「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名伶楊月樓案」、「太原奇案」），所以有關於刺馬案的歷史文文獻很多，但也因為牽涉到清末複雜的政治鬥爭，所以案情相對複雜！最簡單的原因就是：在鎮壓太平軍的過程中，湘軍實力逐步做大，成了慈禧太后的心腹大患（其實曾國籓的許多幕僚的確曾經建議：曾稱帝～取代滿清，但被曾國籓堅拒），於是當太平天國之亂平定之後，慈禧就立刻把曾國藩調離兩江總督的位子，派屬李鴻章淮軍系統的馬新貽（1821～1870）擔任，以牽制湘軍勢力。另外，慈禧還密令：馬新貽調查太平天國滅亡之後藏於南京財寶的去向。也就是說，馬的到任觸動了湘軍集團的利益，所以湘軍指使張汶祥刺殺了馬新貽。
馬新貽被刺之後，為模糊焦點與脫罪，可能「涉案」的湘軍相關人等（有人認為與曾國籓兄弟有關，即使不是直接参與，也可能知情默許），就在民間造謠說馬新貽個性陰沉、殺人如麻、不但賣友求榮，還奪人妻女…，讓一樁經過精心策劃佈局的「政治暗殺」事件失去了焦點，馬新貽也含冤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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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名狀》與史實不符
就因為受到改編歷史的影響，因此後世所拍攝的《投名狀》系列電影中並沒有真正表現出──湘軍的腐敗與殘暴，被刺身亡的馬新貽（1821～1870，山東回民）反倒被人貼滿了極惡之徒的標籤。其實曾國藩最早是由地方團練來組建湘軍，但隨著進剿太平天國的戰事不斷擴大，湘軍不得不大量吸納許多社會遊民與地痞流氓，其中就有許多當時黑社會──袍哥會（某些地區被稱為「哥老會」）的成員，另外在與太平天國的戰爭當中，湘軍並沒有正式的補給系統，因此除了靠「釐金制度」與委託胡雪巖（1823～1885，名光墉，字雪巖）私下來籌措軍費外，不足的、或是獎勵的部份，最簡單的就是放縱士官兵在攻城略地之後的隨意擄掠，因此在進剿太平天國的戰爭後期，湘軍軍紀之差，已經到了令人難以想像的地步；像湘軍攻克南京之後，曾國藩就放縱湘軍搶掠數天，將太平天國積攢多年的珍寶搜羅一空，之後這些被劫掠的財寶大多是運往湖南，而為了湮滅證據，隨之而來的燒殺擄掠絕不會比1937年日本軍閥的「南京大屠殺」好多少。就因為如此，清廷對於湘軍的軍紀頗多怨言、同時也對太平天國覆滅之後其巨額財富失蹤心存疑竇，但因當時的政治局勢需湘軍多加支持，同時也查無實據，而不得不低調以對，但慈禧私下仍然指派馬新貽查明此事，馬新貽因此遭到湘軍上下的嫉恨與排斥，這當然是構成他被刺殺的原因之ㄧ。
另外電影中所謂的「蘇州殺降」情節，也非馬新貽所為。整個事件的過程是：在1863年秋時，當時局勢已經對太平軍相當不利，11月，江蘇巡撫李鴻章統率的淮軍與英國人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後擔任蘇丹總督）任司令的常勝軍，已將蘇州城團團圍住。當時困在蘇州城內的太平軍，除了「慕王」譚紹光（1835～1863年，壯族人，是天王李秀成女婿）以外，幾乎都覺得戰局無望，因此「納王」郜永寬（1839～1863，又名郜雲官）與攻城的湘軍主帥湘軍主帥──原太平軍降將的程學啟（1829～1864）搭上了線，而程學啟也假意與郜永寬成為拜把兄弟，並藉此誘降，李鴻章承諾郜永寬如果肯斬殺主帥譚紹光，獻出蘇州城，朝廷將封他為二品武官。郜雲官等見太平軍大勢已去，因此決定向李鴻章投降，但口說無憑，郜永寬要求由戈登出面作保，於是雙方折箭為誓，相約起事。
到1863年12月4日，郜永寬依約與部屬汪安鈞等先是派人殺了不投降的譚紹光，同時還殺了1,000多個拒不投降的死硬派太平軍人，之後開門投降。但後來擔任江蘇巡撫李鴻章與程學啟後悔反對，他們以──郜永寬無理要求：「……然蘇城降寇所約三事，曰留半城屯其餘眾、曰編定百營照給餉、曰受翎不薙髮（不剃頭），此何可從？蓋寇自有取死之道也。」因此下令圍城屠殺這批高達3萬多人的太平軍俘虜，而這就是電影中「甕城慘禍」（註1）的來由。戈登知道慘案之後，一方面懊惱李鴻章讓自己背上了失信的罪名，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親自面見李鴻章把話說清楚，因此他在祭拜了郜永寬之後，就一個人拿著 槍在蘇州城內瘋狂的尋找李鴻章，揚言要與他決鬥。
【甕城圖示】
或許是自知理虧，也或許是擔心洋槍隊的實力，李鴻章此時只好躲起來，避而不見。戈登遍尋不著李鴻章，因此便向到處告狀，揭露李鴻章的殺降醜聞。他甚至還向清政府投書建議，要將李鴻章撤職查辦，並將蘇州城交還太平軍。李鴻章見事態愈鬧愈僵，除了下令厚葬那些被殺的太平軍將領外，同時在報紙上發表公開聲明，指蘇州殺降一事是清政府的決定，與戈登無關。另外也奏請朝廷賞賜戈登一件黃袍馬褂，之後才平息了事端。
【查理․喬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當然這些都與《投名狀》電影中改名為龐青雲的馬新貽完全無關！還是那句話，馬新貽在接任之後，執行了慈禧太后交付的秘密任務，就是調查那批原來藏於南京原屬於太平天國財寶的下落。以當時清政府而言，連年對外割地賠款，對內太平軍捻亂不斷，真是非常需要那一筆來自太平天國財政收入。馬新貽在湘軍盤根錯節的南京城眼看就要查出真相，湘軍集團也只好殺人滅口的除掉馬新貽！
而最後的導火線是在──太平天國覆滅之後，清廷為避免曾國籓做大（稱帝），除了逼迫曾國籓要裁撤部分湘軍之外，還派出與湘軍毫無淵源的馬新貽來擔任兩江總督，以斷湘軍在江南的利益。由於幾萬湘軍士卒被裁撤，這些人並未回鄉就業或務農，而是結夥四處游蕩擄掠。甚至加入了「哥老會」，成為危害社會治安的一大隱憂。另外由於馬新貽懲治這些被編遣的散兵游勇的手段非常嚴厲，尤其是他還任命以剽悍著稱的袁保慶（1825～1873；袁世凱的親叔叔，後為其嗣父）為營務處總管，因此只要一抓到為害百姓、有非法行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社會秩序因此恢復不少。但也因此得罪了原湘軍體系的不少人，不久之後，馬新貽就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張汶祥行刺而傷重致死。馬新貽被刺身亡後，同治皇帝特詔加恩以陣亡例賜卹、贈太子太保。
馬新貽被刺之後，為模糊焦點與脫罪，有人認為與曾國籓兄弟有關，即使不是直接参與，也可能知情默許。可能「涉案」的湘軍相關人等為了脫罪，因此就在民間造謠說：馬新貽個性陰沉、殺人如麻、不但賣友求榮，還奪人妻女…，他們偽造出的主要罪狀有：
第一種是：馬新貽「漁色負友」，簡單的說就是，張汶祥誣指馬新貽未發跡時，曾被張汶祥俘虜，之後張汶祥受到招安，與馬新貽結為義兄弟，並加入馬新貽統率的山字營（馬新貽字「穀山」，軍隊因此以其字為號），成為馬新貽攻打太平軍、平撚軍等匪亂的得力部屬，為馬掙下了富貴前程。但馬發跡後竟然忘本，不但覬覦其結拜二弟妻子的美色，甚至還因此害死二弟強佔其妻，三弟張汶祥不恥其人，故殺之復仇──這就是電影《投名狀》中──龐青雲（由李連杰飾演）勾搭趙二虎（由劉德華飾演）老婆的情結，而化名為姜午陽的張汶祥（由金城武飾演）為義兄、好友復仇，因此刺殺馬新貽；
第二種是：說由朝廷指派的兩江總督馬新貽因審理──原屬湘軍體系的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丁惠衡由於狎妓鬥毆鬧出人命一案，由於丁日昌因包庇其子而向馬新貽「請托不行」，造成督撫不和，才招致殺身之禍，而此說是案件審理過程中由太常寺少卿王家璧（1814～1883）正式提出的；
第三種是：張汶祥不但參加過太平軍，後又曾與海盜相通，因為馬新貽力剿海盜，因此張汶祥的許多同夥均遭被馬新貽逮捕殺害。而張汶祥的妻子羅氏曾被別人誘姦。為此張汶祥還曾經在馬新貽巡遊至寧波時攔轎控訴，但當時馬並未受理。因此張汶祥懷恨在心，他既要為友出頭，又要替自己洩憤，因此便有刺馬一案（這份口供現在還保存在台北的故宮博物院內）；
第四種則是汙指馬新貽私通新疆之回匪，由於馬新貽的確是元末明初，從新疆以軍功撥在山東衛所，落籍在山東曹州府荷澤縣居住的伊斯蘭後裔，當時新疆正逢回亂──「同治回亂」（註2），而馬新貽之父為山東菏澤縣伊斯蘭教徒的頭領，曾與新疆回民有過來往，所以張汶祥為國除害，因此決意刺殺馬新貽。
已過世的名作家──高陽（1922～1992，本名許晏駢）在其著作：《慈禧大傳》與《清末四公子》當中都有詳述整個刺馬案的來龍去脈。高陽在書中除了直言：「馬新貽之被刺，意味著湘軍之奪回兩江」外，他更直接指出幕後的主使者就是當時擔任長江水師提督的黃翼升（1818～1894；其孫女黃逸梵為大作家張愛玲的母親）。由於黃翼升的妻子奉曾夫人（曾國籓的妻子）為義母，曾黃兩家算是通家之好，曾國藩一度置妾，就是黃翼升經手辦的「喜事」，曾黃兩家關係親密至此，從這個角度來看，高陽因此大膽推論曾國藩的確是「刺馬案」幕後的推手：是經過他的批准，黃翼升才敢下手、換句話說，整起「刺馬案」──曾國藩即便不是主謀，也絕對是在他知情與默許之下才發生的。而更特別的是「刺馬案」剛發生不久就被寫成了戲文並改編成了京劇到處流傳，這些宣傳對於真相的殺傷力，實不言可喻，但也因此看的出整起刺馬案是的確經過非常縝密的安排與布置。
也因此當時負責主審此案的欽差大臣──刑部尚書鄭敦謹（1803～1885）審完案後未及回北京覆命就在途中上書以病乞罷，這樣的動作，說明當中藏有極大隱情，或許是他感歎官場黑暗，甚至是感覺生命受到威脅，所以他只得──辭官保命！之後，慈禧不敢再硬碰硬，為了不激起湘軍兵變，動搖清王朝的統治基礎，慈禧不得不重新下令，調曾國藩回到江寧坐鎮。而慈禧一直等到曾國藩過世之後，才派出湘軍內部頗有正義感的彭玉麟（1816～1890，湖南衡陽人）來──以湘制湘，藉口以整頓長江水師的名義，嚴參黃翼升，也暫時將『刺馬案』做了個了結，但仍舊不敢公佈真相，當然也拿不到那些遺失的金銀財寶！
另外在此案發生的30年後，當時的革命黨開始提倡暗殺的手段來對付滿清的高官。徐錫麟（1873～1907）因此在1907年7月6日──利用恩銘（1846～1907，滿洲鑲白旗人）在安慶主持巡警學堂畢業典禮的機會，將其刺殺。為了鼓舞革命士氣，章太炎（1869～1936）因此特別以張汶祥行刺馬新飴的事蹟來大做文章。當時宣傳民族革命的書籍《皇帝魂》更是收錄了《追論張汶祥》一文，認為是「民權復伸之漸也」。文中更將張汶祥殺馬新飴的行動比喻為──「俠士」，因為「張汶祥敢於殺官，其氣魄比於泰山之高，其心跡比於霜雪之亮」。結果讓張從殺人犯變成了敢於革命的民族大英雄。
眾多污名，因此使得一樁經過精心策劃佈局的「政治暗殺」事件失去了焦點，馬新貽也含冤至今。
清末之亂 亂在內政
有一些非正式統計──歷經10多年的「太平天國之亂（1851～1864）」總共造成超過1億人的死傷，當時中國總人口也不過約4億多人。若以危害最烈的安徽省來看，其流失戶口就接近2,000萬人（這還是宣統3年時的統計數字，上距太平軍滅亡的1864年已經是47年之後的事了）。而作為太平天國都城──天京的南京，不管是被太平軍佔領或是被湘軍收復，當然免不了被劫掠與屠城，根據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於1864年7月14日（同治3年）在其《日記》中紀錄，有關湘軍攻克天京之後的慘殺暴行如下：「城內──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砍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40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遠。」湘軍「貪掠奪，頗亂伍。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廝役皆去，擔貨相屬於道」。對這種殺戮的慘狀，他在《日記》有這樣的總結：「自湘軍平賊以來，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月28日，曾國藩到金陵，見「城內自偽宮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萬室焚燒，百物蕩盡，而貢院倖存。」「群屍山積」、「白骨山積」、「自五季以來，生靈塗炭，殆無逾於今日」。曾的門人黎庶昌在曾國藩《年譜》中是如此記錄的：「金陵之克，賊所造宮殿行館皆為官軍所毀。」
名列維新四君子之ㄧ的譚嗣同（1865～1898）在湘軍攻陷天京後約30年，他到金陵遊歷，曾經寫過這樣的記錄：「頃來金陵，見滿地荒寒現象。本地人言：『髮匪（指太平軍，按清方稱謂）據城時，並未焚殺，百姓安堵如故。終以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軍之至，不料官軍──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悉入於湘軍，而金陵永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譚嗣同又說：「奈何湘軍乃戮民為義耶？雖洪、楊所至，頗縱殺，然於既據之城邑，亦未嘗盡戮之也。乃一經湘軍之所謂克服，借搜緝捕匪為名，無良莠皆膏之於鋒刃，乘勢淫擄焚掠，無所不至，卷東南數省之精髓，悉數入於湘軍，或至逾三四十年無能恢復其元氣，若金陵其尤凋慘者也。」
對照譚嗣同的記述，他並沒有否定太平軍也會殺人。因為他也有說洪、楊軍所至亦「頗縱殺」，只是太平軍對於已佔據的城邑，「未嘗盡戮」──即沒有大規模的屠城。但是這些被迫成為太平軍的城市在好不容易盼到湘軍收復之後，卻又被這些官軍無情的屠殺一次，更慘的是屠殺之後，還有劫掠──「良莠皆膏之於鋒刃」，並「乘勢淫擄焚掠，無所不至」、「卷東南數省之精髓」，悉入湘軍的私囊。也就是──太平軍不是沒有殺人擄掠，但更大的災難則是來自湘軍。（摘自百度知識家）
據統計，當時被殺者超過20萬人之多，比起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也好不了多少，這些也說明當時湘軍軍紀之紊亂與殘暴！
當然太平軍對清軍的殺戮也不相上下，例如1854年1月15日，太平軍攻克安徽廬州時，不但立即處決了尚留在城中的官紳、投降的清軍官兵。也因為城內百姓曾經力抗太平軍攻城，為了報復因此大開殺戒，根據紀錄顯示──剛剛攻入時，當地居民人等自盡者十分之三四，一直至次日中午，太平軍才「封刀」──停止胡亂殺戮。到1月17日，全城秩序才逐漸恢復，但真正恢復卻必須等到，豫王胡以晃進城安民之後才真正獲得和平，豫王胡以晃一入城就開始徵招當地百姓──當兵或從事雜務。能識字、讀書者比較能得到太平軍的優待，謂之「做先生」──充當文書、書手。對不願入伍者，胡以晃也貼出安民告示：「工農工商各有生業，願拜降就拜降，願回家就回家。」。
亂世當中──人命真如草芥，百姓何辜，可悲、可歎！滿清會亡不是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而是從太平之亂就已經注定了。
附註：
（1）甕城，又稱月城、曲池，為古代城市主要防禦設施之一，是為了加強城堡或關隘的防守，而在城門外－亦有在城門內側的特例－修建的半圓形或方形的護門小城，當敵人攻入甕城時，如將主城門和甕城門關閉，守軍即可對敵形成「甕中捉鼈」之勢。
（2）1862～1873年，即清同治年間──在中國的西北之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等地暴發了大規模的回族暴亂，當年的回民，對渭南兩岸的漢人進行了瘋狂的種族大屠殺，據估計當時兩岸漢人總數大約7、800萬，在動亂中被殺的竟有500多萬人之多，有的地方預估被殺害的甚至超過千萬人，據《中國人口史》的統計，戰前（1861）咸豐11年的甘肅人口1,946萬，戰後（1880）光緒6年僅存496萬，人口損失比例為75％，單單1863～1864年，陝甘兩省就有1,100多萬漢人被殺，最後這動亂是由左宗棠率軍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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