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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除了在二戰之前聘了一批德國顧問外……在戰後也聘了一批退役德軍來重整國軍……而無獨有偶的，美國在1953年重修其於1941年所頒發的「野戰教範（Manual／FM 100-5－內容其實大多抄自德軍教範）」時，也聘請了前德國陸軍參謀長弗朗茲․哈爾德（Franz Halder，1884～1972）所率領的一批退役德軍軍官來當顧問，德國顧問對於美軍太過注重「科學管理」，相當不以為然，因為戰場的混亂是常態，領導的藝術在於能適時認清需要重新下決定或是改變戰術。但「科學管理」對於每一個層面執行者的一切行動都做了詳細的規劃與設計，而事後也加以嚴密的控制，這樣人就變成了一個只聽命於系統的工作機器而已。最糟的是美軍不但不重視個人戰鬥力（戰鬥技巧）的訓練，還缺乏主動和獨立的行動思維……這些都是不可取的。哈爾德在結論中強調：「由於《美國教範》對於戰爭的心理方面和體力方面都嚴重低估」。因此他建議在教範中要加上一句重要的警語：「在戰爭中，性格（Character）的素質要比心智（Intellect）的素質更為重要」。簡單的說：德軍（指二戰時）會利用有限物資，打的是「窮人戰爭（Poor man′s war）」；而過度注重組織和後勤物資資源的美國則打的是「富人戰爭（Rich man′s war）」。

    我國第一代陽字號軍艦－「丹陽艦」的前身是有不死鳥稱號的日本「雪風艦」。它是在民國36年（1947年）6月28日在東京盟軍總部大禮堂舉行日本賠償艦的抽籤儀式中，由代表中華民國的海軍上校馬德建抽籤抽到的。「丹陽艦」於1966年（民國55年）11月16日奉命除役，之後置放於海軍官校小港碼頭當做練習艦使用，直到1971年才報廢拆解。丹陽號除役時日本方面曾表達強烈意願希望能買回做紀念艦，但被我國拒絕。「丹陽號」拆解後遺留「車葉」兩隻，分別放置在中華民國三軍大學（最早的大直校園）和海軍官校校園（左營）內，而「艦鐘」則放置在海軍官校史館內展示。只有「錨」與「舵輪」在1971年（民國60年）12月8日送給日本，現放置在江田島的海上自衛隊學校內。不過在日本的紀錄上，仍然紀錄為「歸還」！

戴安瀾將軍（畢業於黃埔三期）所領導的同古戰役

中華民國第一次遠征軍中的精銳第200師在1942年3月20日，於緬甸同古與日軍第55師團兩個聯隊（聯隊約等於旅；總兵力超過7,000人）遭遇，除了地面兵力外，日軍至少還擁有各式火砲兩百門、坦克40輛、3個航空中隊，總兵力不足9,000人的200師雖堅守陣地長達12天，其間還遭受日軍的毒氣攻擊，同樣因為英軍的不戰而逃，使得200師遭到55師團與前來增援之56師團－總兵力超過20,000人的雙面夾擊，為避免全軍覆沒，杜聿明下令200師於3月29日從同古以東撤離，才結束了同古之戰，隔天日軍進佔同古。總計整個同古之戰，200師犧牲800人，殲滅日軍4,000多人，俘敵400多人，讓日軍遭受入侵緬甸以來第一次的大挫敗。

張作霖皇姑屯爆炸事件之第一手照片～《民國政治謀殺（知兵堂／2014.05.26出版）》

（1）「暹羅」一來自古梵語，原意為「黃金」，是在1377年（明洪武10年）由明太祖朱元璋所賜的古老國名。1939年6月24日，暹羅國民議會決定將國名由「暹羅」改為「泰國」（Muang Thai），英文國名由「Siam」改為「Thailand」。「泰」在泰語中是「自由」、「獨立」的意思。暹羅國民議會會捨棄「暹羅」而改稱「泰國」，毫無疑問的與當時興起的大傣族沙文主義和中國的衰弱有所關聯！

（2）明朝洪武25年（1392年）7月16日，在高麗左侍中裵克廉、以及鄭道傳、趙浚等人的倡議推戴下，李成桂在松京壽昌宮即位。其時58歲。李成桂對內為避免被認為是高麗王朝的篡奪者，因此以「權知高麗國事」的頭銜向明朝上表，稱高麗國王昏亂，自己受推戴不得不即位。不久，李成桂擬定兩個國號－「朝鮮」（古號）和「和寧」（李成桂父－李子春就仕之地）請朱元璋決定，朱元璋以「朝日鮮明之國」之意，因此選了「朝鮮」二字，於是李成桂的頭銜改成了「權知朝鮮國事」，但當時朱元璋還不承認李成桂是真正的朝鮮國王，這就是「李氏朝鮮」的由來。

有關於遠征軍退回中國－而在野人山遭遇不幸的事有幾點要澄清（這裡指的主要是杜聿明指揮的第五軍，另外甘麗初將軍的第六軍是沿泰緬寮邊境回到雲南，孫立人將軍第38師當時隸屬於張軫將軍的新編66軍，這支部隊最晚入緬甸，但最早被打垮，除了38師）：

由國家發動的集體排外暴力，除了藉此整肅異己之外，其實也是執政者轉移自身施政不力的方式而已！

 （1）1938年11月10日晚上，德國發生歷史上相當著名的「碎玻璃之夜」。「碎玻璃之夜」的起因是在1938年11月，一位波蘭猶太裔青年葛林斯班（Herschel Grynszpan／Greenspan）在巴黎槍殺德國大使館二等秘書，以報復他在德國的家人被強迫遣送至波蘭。結果卻導致納粹黨員與黨衛隊－借題發揮，他們派人襲擊德國全境與奧地利的猶太人。這項行動被認為是對猶太人有組織屠殺的開始。

台灣是在1895年的「馬關條約」後割讓給日本，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是在1924年（民國13年）5月5日正式入校受訓，兩者時間差距相近30年。因此台籍人士想到大陸地區從軍並不容易、更不簡單。在近代史上第一個赴大陸就讀軍校的是來自新竹地區、畢業於保定軍校八期砲兵科的鄒洪將軍（後來追贈上將）。而第一位畢業於黃埔軍校的台籍生－則為二期的李友邦將軍。之後還有三期的－黃濟英、林文騰、陳紹馥三人……之後台籍生最有名的當屬畢業於16期的陳守山上將。當然比較特殊的是因為來自被割讓地區的關係，所以這些台籍生大多屬於思想較為激進（先進）的左派的學生，因此畢業後加入共產黨的人比例不低。但台灣入學人數最多的是首推抗戰勝利之後在台灣招收的22期，這批台籍生為民國36年（1947年）「二二八事變」後在台招考入學的，據說當時因為戰後經濟相當蕭條，因此報名人數超過千人，最後只錄取100名學生，其中本省籍學生約80名，在台外省籍學生約20名，錄取學生從基隆搭中興輪先到上海、之後沿長江航抵成都陸軍官校就讀。本期錄取學生分成三個總隊入學，總人數超過3,300人以上，原本擬定受訓的時間為4年，但因國共內戰加劇，實際上只受訓約1年7個月就畢業（最長），其中第一總隊於民國38年（1949年）2月12日畢業。第二、三總隊則是在同年9月27日畢業。總共3,376名畢業生當中包括－朝鮮與越南籍學生百餘人。本期80名入學的台籍學生（實際到台灣者不到70人）出了兩位將軍－王天進中將（台南人）和陳漢業少將（台北人），就人數比例上來看並不算太低（所謂22期的外省籍將領有－黃幸強、羅本立、汪多志、程邦治、盧光義、曹思齊、施震宙等7人／中將以上／此為大略資料）。

但相同的歷史在一些立場特殊的媒體就被寫成－「來台後，台籍軍官都有分配工作，多半分派部隊訓練兵員，工作苦，待遇低，許多人提前退伍，只有少數例外如王天進（台南人）和陳漢業（台北人），分別幹到中將和少將；相形之下，同期大陸籍軍官如羅本立、黃幸強、盧光義、汪多志等人都飛黃騰達，分任參謀總長、陸總司令、軍情局長、國防部副部長等，與台籍同學際遇懸殊，省籍差異明顯可見。」（參見－《新台灣新聞周刊》第615期／李禎祥／2008.01.03）

  ◆累計整個越戰期間，中共向越共派出各種支援部隊多達32萬人，其中4,200人身負重傷，1,100多人長眠在異鄉的土地上；提供的物資援助價值則超過200億美元，其中僅軍援這個數字就足夠裝備1支多達200萬人的陸海空軍部隊，還額外援助越共數億美元的現金外匯。越共不但不感激，在消滅了南越政府統一全國後，達成目的的越共，為了自己的區域政治利益與爭奪南海海底豐富的石油、天然氣、海洋資源以及戰略地位…立刻與中共翻臉，越共不但接續南越政府的立場向中國提出了歸還西沙群島領土的要求。還在1979年2月17日，因為爭奪柬埔寨的領導權，在兩國長達1,000多公里的邊境上打了一仗，在歷時20多天的戰鬥中，中共軍隊雖號稱殲滅越軍8萬多人，俘虜1,650人。但自己也當付出了犧牲6,954人，傷14,800多人的重大代價。尤其是戰鬥開始頭兩天的2月17、18日，傷亡更高達4,000人。後來還因為無法支應戰爭所需，本來就已是國弱民窮的中共不得不在1980年緊急發行了首期國庫券，向人民借債40億元才避免財政破產的命運。也難怪曾在1961到1968年擔任美國國防部長的麥納瑪拉（Robert McNamara，1916～2009），就預測說：「越南一旦統一，中越必定反目」，結果完全應驗。

這場戰爭加劇了越南對在越華裔的歧視，許多人被迫逃出越南。他們之中很多人被迫成為船民逃難，部份逃難到香港，而最終移居到澳洲、歐洲或北美的其他亞裔社區，其餘大部分華裔回到中國境內定居。

      日本戰敗投降後，中華民國總共分到34艘大小不一的艦艇，其中屬於一等（甲型）驅逐艦的為：陽炎級雪風艦及秋月級宵月艦（舊汾陽艦）等2艦。二等（乙型）驅逐艦為橘級初梅艦（信陽艦）、橘級蔦艦（舊華陽艦）、松級楓艦（舊衡陽艦）、松吉杉艦（舊惠陽艦）、改峰級波風艦（舊瀋陽艦）等5艦。但在交艦之初，這些艦艇均遭不服戰敗的日本海軍刻意破壞，因此送回中國後僅有被譽為；不死鳥的「雪風艦」及「初梅艦」等二艦經我海軍自力維修完成而正式下水服役，之後兩艦分別被命名為－「丹陽號」與「信陽號」。而二戰後中華民國海軍歷史上最有名的「陽字號」驅逐艦隊就從－「丹陽號（DD-12）」與「信陽（DD-15）」號正式成軍後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