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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檗宗為日本佛教禪宗三派之一；其他兩派為－－臨濟宗與曹洞宗。臨濟宗（註5）和曹洞宗是在日本鎌倉時代（1185～1333，中國宋朝時期）由榮西禪師和道元禪師從中國求法之後回日本所創，在室町時代（1336～1573，大約相當於中國的元末至明朝初年）完全日本化。而日本的黃檗宗則是400年後──1654年由中國僧人隱元東度日本所創立的........

黃檗宗的創立要從長崎的興福寺說起。當興福寺傳至第三代主持逸然法師（1601～1668，浙江杭州輔仁和縣人，俗姓李）時，為對抗當時在長崎傳教之天主教切支丹宗，特地從福建黃檗山萬福寺（建於唐德宗貞元5年／西元789年）延聘高僧隱元隆琦（俗名：林曾炳）東渡駐錫（住寺）。經過多次邀請，隱元才於1654年（清順治11年／承應3年；隱元當年63歲）率領獨言性聞、慧林性機等30多位弟子從黃檗山出發前往廈門，隔年（1655年／清順治11年）6月21日在廈門搭乘抗清名將鄭成功所擁有的船隻渡海來到日本長崎弘法。不過在台大出版、由徐興慶教授所寫的《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一書對於隱元隆琦之東渡卻有完全不同的記載，隱元法師會東渡日本是因為京都臨濟宗妙心寺（みょうしんじ）之日籍禪僧──龍溪宗潛、禿翁妙周、筑印祖門…等人無意間於京都購買到明崇禎15年印行的《黃檗隱元禪師語錄》，閱讀後受到感動因此決定邀隱元前來日本擔任妙心寺之主持。但因遭到寺內其它四派（龍泉派、東海派、靈雲派、聖澤派，因寺內有四座不同的小廟而分成不同宗派）的反對而作罷。之後，筑印祖門等轉向幕府總管寺社的「京都所司代」板倉重宗（1586～1657）推薦，經板倉重宗向幕府力陳隱元在日本弘法的重要性，最後經大老酒井忠勝、老中松平信綱之同意，才能於1654年東渡日本。不過由於隱元法師是搭稱鄭成功所有的船隻（軍艦）東渡長崎，因此出現了隱元法師東渡其實是為了替鄭成功向幕府求援之說。但經過後世歷史學家的考證，這個說法已經被否定。其實那個時候，清朝尚未完全統一中國，以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為主的南明尚據有福建、廣東…沿海幾省，而海上交通更是牢牢掌握在鄭成功及其部將的手上，鄭成功出於對聲望很高的隱元禪師的敬重，由他派出船隻護送法師赴日，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與政治軍事無關。

大家應該都知道，國軍舊有的閱兵正步起源於舊普魯士（抗戰前由德國顧問引進）之閱兵鵝步式，之後隨著時間有不同的形制與改變，可惜國內並無完整記錄。最有名的是在民國60幾年拍攝有關黃埔軍校在台復校第一期（第二十四期）之《黃埔軍魂》，其中閱兵儀式卻錯用了民國50幾年後的正步形制，可惜。其實所謂的文創，並不一定都要全新的東西，考究古文物也應該被列為文創之一，但國內對於這些議題並不重視，因此在許多戲劇作品，經常出現服裝與儀式錯誤的問題，可惜、可悲、又可惡！

「Franz，我告訴你，這次馬習會應該是最後一次兩岸勉強平起平坐的公開會面，從此以後，不需要大陸特別施壓，台灣一定會慢慢被邊緣化，直到沒有任何談判籌碼為止。」WZ是我多年好友，一個商業嗅覺特別敏銳的德裔瑞士人，七十年代主攻台灣與香港，九十年代又轉戰上海與深圳，雖然不是什麼外交事務專家，但一直深信一國一地之經濟消長，與其政治作為有著絕對的正相關，所以幾十年來都是琢磨著政策風向做生意，不只中文嫻熟，對於台海情勢的積極博學，早已遠遠超過對自己故鄉瑞士的了解程度。

「你不相信？我拿我老家那套明青花瓷跟你打賭。」他看我表情僵硬，又不接腔，以為我不認同：「不管下一任總統是誰，在他任期結束前，台灣都基本沒戲唱了。」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一二一條規定，第一，島嶼應是在漲潮時高於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第二，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礁石，不應有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沖之鳥礁（島）」實際上是一塊岩礁，漲潮時僅有兩塊床墊大小的礁石露出水面，無人居住，更無法自我維持經濟活動。

但為了加強日本佔有「沖之鳥礁（島）」與「南鳥島」（如後記說明2）的法律依據，日本參議院在2010年5月26日通過了一項名為：《低潮線保全‧據點設施維護法》的新法，用來確保日本所屬──海底資源開發及專屬經濟海域的權益，而這項法律的立法精神就是針對，目前最具爭議、同時被列為──日本最南端領土的沖之鳥島以及最東端的南鳥島的法律身分的識別上──這意味著日本從法律上正式將沖之鳥礁「劃礁為島」，擴大了日本最東端的領土範圍。法案在公告後3個月內就會正式施行。

「稅警總團」的全名是：「財政部緝私處稅務警察總團」。根據初創時期擔任第三團團長張遠南將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期工兵科畢業）之子──張子勤於《中外雜誌／第七十九卷第五期／2006年5月號》中所寫的專文【崢嶸歲月話稅警】中的介紹，「稅警總團」成立的緣由是因為民國初期中國鹽匪猖獗，導致每年鹽稅損失慘重，由於當時鹽稅大部分必須作為償還「庚子賠償」之用，因此時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與當時美國財政部長史汀生商量，建議美國將部分賠款留給中國，之後成立一支專為查緝私梟與看守鹽場的稅警武力，如此可以保證稅款的徵收順利，自然會加速中國還款的速度。

後經史汀生同意後，由美國出資，成立了稅警團。而稅警團的一切人事、建制、指揮、薪餉皆不屬軍委會，而隸屬於財政部，由宋子文總其成。稅警總團1930年在上海成立，下轄三個團，初期兵力約13,000人。由中國第一個西點軍校畢業生（1909年畢業）溫應星將軍（Ying-Hsing Wen，1887～1968，溫哈熊將軍之父）擔任總團長。溫將軍在1951年以中將官階退伍後赴美定居，1968年過世後葬於西點軍校校園內。西點軍校為紀念溫將軍，特設「溫應星將軍紀念獎」（Lt. General Ying Hsing Wen Award），頒發給成績優異的外語系畢業生。首屆獎項由24歲應屆中文系畢業生Miriam Bottrell於2010年獲得；副團長王賡將軍（1895～1942，其前妻陸小曼有民國四大美女之稱號），1918年畢業於西點軍校，畢業時為全班第二名（全級137名學生）；第一團團長為──畢業於維吉尼亞軍校的趙君邁將軍，日後孫立人就是由趙將軍之推薦才得以進入稅警總團；第二團團長為──畢業於保定軍校的古鼎華將軍；第三團團長─畢業於日本陸軍士校的─張遠南將軍。總顧問為曾經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擔任德軍山地師師長的史坦里少將（有些翻譯寫為：史坦因），另有德國與美國籍顧問各四人（也有記錄指出──這八名顧問均為德國人）。史坦里專精小部隊戰術，亦即以伍長（士官長）為主的15～20人的小部隊（小組），配有自動步槍、輕重機槍、60公釐迫擊砲、短距離的無線通訊設備（無線通訊設備是在一戰末期才逐漸發展成功）等，一但佔據有利地形後，各小組就可以獨立作戰，還可以相互火力支援，即使面對連、營等大部隊之敵，仍足以應付。

九州面積與台灣差不多，小一點點。但人口只有1,000多萬，算是地廣人稀。話雖如此，九州算是日本近古與現代文明的發源地。近古指的是──來自亞洲大陸的水稻與古文明均經由九洲再傳入日本四島。日本的近代老祖──彌生人也被認為是從亞洲大陸經由九州進入日本本土，最後消滅與融合了日本的原住民──繩紋人，成為今天的大和民族。而位於九州最南的薩摩（鹿兒島）則是明治維新的發源地之一，同時也是近代日本侵略主義的發祥地，因為統治台灣的前幾任總督與舊帝國海軍將領大多出於九州，甚至在明治初期，負責開發北海道的諸多貪官也都是出身於薩摩的舊籓士。

另北九州的長崎（屬佐賀籓）是明代中期華人移居日本最多的地方，旁邊的福岡因為礦產豐富，礦工聚集──由於這些人大多屬於日本的「賤民階層」（日本總務省於1993年做的調查報告也顯示：福岡一共有606處的「部落」，是日本全國47個都道府縣裡「部落」最密集的地方），因此福岡成為日本現代的黑道之鄉。（福岡縣內有5個被日本警方列管的高危險黑社會組織，它們分別是「道仁會」、「誠道會」、「工藤會」、「太州會」和「福博會」。）

其實抗戰勝之初，英國總共援助與租借了11艘船艦給我國，其中有8艘是小型港巡艇，另外3艘則是屬於噸位較大的驅逐艦，除了前述的「重慶號」與「靈甫號」之外，最早返抵國門的是「伏波號」砲艦。「伏波號」原為英國海軍「花級（Flower）」驅潛砲艦──HMS Petunia 號，「伏波號」滿載排水量可達1,350噸，最高速率16節，編制乘員100人，配備1門4吋砲、1門40mm機砲、6門20mm防空機砲。「伏波號」是在1946年（民國35年）12月正式駛抵南京。但負責在英國接艦的艦長柳鶴圖（畢業於馬尾海校23年班），卻在返國不久就被撤換，同時船上2／3的官兵也一起被撤換。新艦長為畢業於電雷一期的原任副長姜瑜，姜瑜曾在德國學習過魚雷快艇，在抗戰後期也曾選派至英國接受過嚴格的海軍實務訓練（實際參戰與學習造艦技術），期間也一同與英軍參與了「諾曼地戰役」，是個經驗豐富的海軍新秀。只是出身於非馬尾系的電雷學校，仍被閩系批評──經歷與歷練不足。為此有閩系的海軍耆老向執意換人的總司令桂永清建言指出：「船長經驗不夠，再加上幾乎整船都是新手，是很容易出事的」但不被桂永清接受。不幸的在1947年（民國36年）3月19日的深夜，因「二二八事變」而奉命來台的「伏波號」於廈門外海夜航時因為值班人員的疏忽，被招商局的一艘貨輪「海閩輪」給攔腰撞沉。由於是深夜被撞，因此搶救極為不易，全艦只有輪機長焦德孝上尉（畢業於青島海校／海軍官校28年班）一人獲救外，其餘129名官兵、其中還包含了海軍士官學校派艦見習的18名學生都全部葬身海底。由於發生事故的原因太過離奇，不但國內的輿論譁然，負責交艦與訓練船員的英國也極為重視，他們立即透過各種管道向中國政府及海軍當局進行交涉，要求弄清楚失事原因。正當國內為了此事亂成一團的時候，當時擔任海軍上海第一基地司令的方瑩將軍（畢業於吳淞商船學校民國4年班）在接受記者專訪時，還放了一砲的說：「失事的原因與臨時換將、不熟習操作有關係，或者說，造成「伏波號」慘案的間接原因就是──長期存在於海軍內的派系鬥爭。」不久，被歸類為閩系的方瑩就申請退役返回老家福州隱居。中共建政之後，方瑩被任命為華東海軍研究委員會委員。之後歷任──中國人民海軍第六艦隊副司令員、華東海軍幹部輪訓班副主任、華東海軍司令部航海業務長、海軍聯合學校專科主任、中國海軍研究委員會副主任、福建省政協委員等職。1963年退休，1965年2月26日病逝。方將軍生前著有──《海軍史話》、《海軍詞典》、《海軍發展概況》等書。柳鶴圖後仍追隨國府撤來台灣，曾擔任國防部軍事發言人（少將）、行政院新聞局顧問兼駐泰大使館新聞參事、外交部情報司司長、非洲司司長、台船（中船）公司副總經理等職。而「伏波號」的意外沉沒事件，似乎也為未來的海軍白色恐怖事件埋下伏筆。

日俄戰爭是在1904年2月6日開戰， 1905年9月5日締結和約！在戰爭中，日本傾全國之力－－總共動員了109萬的兵力，直接參戰約30萬人。戰死的約有60,000餘人，病死的約有21,500多人，其中死於腳氣病、傷寒、阿米巴痢疾的人佔疾病死亡總數的80％，傷亡總數估計超過13萬人（至今沒有完整傷亡數據，因此不同研究數字不同），消耗軍費約17～18億日元，整個國家幾乎面臨破產危機。俄軍參戰總兵力約50萬人，傷亡、被俘約29萬多人（有一說為27萬人），損失艦船98艘，軍費開支20億盧布（為帝俄時期所使用的「俄羅斯盧布」，並非現行的「蘇聯盧布」），就整體損失來看－－日本人其實是名符其實的用「人海戰術」才換得慘勝………

另外日軍在戰後所組成的「軍事調查委員會」也調查了2,000多名於戰爭中遭俄軍俘虜的日軍戰俘，由於傳統武士道並不認同「被敵人俘虜」這事，因為「寧死不屈」才符合大和民族的文化與民族性。因此獲釋的日軍戰俘必須先接受嚴格的調查，之後還必須公開道歉與默默接受來自社會的各種責罵，然大多俘虜最後均遭到開除軍籍的處份（少數帶罪立功者除外），但最糟的是──這些人離開軍中之後，仍舊被迫隱姓埋名遠走他鄉，不然根本無法在社會上生存。如此羞辱的對待歸來的戰俘，影響了日後日軍的作戰形態，視死如歸的作戰方式，讓美軍在太平洋戰爭中備受精神壓力的折磨。

本篇導讀

【媒體報導：日本農林水產省官員於2007年6月15日表示，日本已在沖之鳥礁周邊展開了一項創新的專案，試圖借此把小岩礁擴大成島嶼，之後再以這島嶼來擴張並捍衛專屬的經濟區海域，而具體作法就是在沖之鳥礁周邊海域進行珊瑚養殖。

【最諷刺的是，日本能擁有被人稱頌的現代戶政與警政系統，當年就是為了要補足兵役員額而下的苦功（徵稅是附加目的）。歷史顯示，即使如此努力，在十九世紀80年代以後，日本逃兵的數量卻依舊居高不下。後來是隨著愛國教育（如1878年與1882年分別頒布的「軍人訓誡」及「軍人敕諭」）的深入民心與設置憲兵、警察這樣的監視單位，逃兵數目才逐漸降低，但卻無法完全根除逃兵問題。尤其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被稱為「潛入者」的「前線逃兵（現地逃兵）」，總數仍然超過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