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民國36年）蔣介石下野之前到1949年（民國38年）6月－－國民黨將儲存在上海中央銀行作為金圓券準備金的大部分黃金－－約2,949,970.279「純金市兩」、白銀－－約1億3,000萬兩、約7,000萬美金的外匯......分成5次轉移到了臺灣（以上數字是來自中央銀行）；不過以上述數字在不同文獻上的記載略有出入……
◆根據吳興鏞先生所著之《黃金檔案：國府黃金運台1949年（時英出版社；2007.10.01）》一書的考據顯示：國府當年從上海運到臺灣的黃金應該是400萬兩，另有約各相等於200萬兩金子的純銀及美金，所以總值應相當於800萬兩的黃金，約等於當時的5億美金。而吳興鏞先生的資料來源則是來自其父親吳嵩慶，吳嵩慶先生在1947年（民國36年）底出任聯勤總部預算財務中將署長，在國共內戰打的最激烈時，國軍的軍費支出佔當時全國總預算的80％以上，吳嵩慶先生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韓國總統直屬機構「親日反民族者財產調查委員會（ICJCP-The Investigative Commission on Pro-Japanese Collaborators' Property／친일반민족행위자재산조사위원회）」，是在2006年8月18日於南韓首都首爾市鐘路區瑞麟洞的遠東大廈辦公室內正式宣告成立。委員會負責人、韓國資深律師張完翼表示，這個委員會將在4年時間內，清算在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期間親日賣國的民族叛徒，將他們本人及家族成員因為親日行為獲得的財產全部沒收充公。調查委員會指出，韓國政府清算這些「韓奸」的財產，其目的是要樹立民族精神，體現歷史和社會正義，最終使「被歷史掩蓋了的韓國獨立精神重放光輝」。29日，這個委員會就立即公布了韓奸3,090人名單，其中最令人矚目的就是韓國前強人總統朴正熙，另外還有日本統治朝鮮時期的著名小說家李光洙（1892～1950，為朝鮮近代小說家和詩人。日本名為香山光郎）、原梨花女子大學總長金活蘭（1899～1970，日本名為天城活蘭）…等。
根據韓國國會在2005年12月通過的《親日反民族者財產歸屬國家特別法》，「親日反民族者財產調查委員會」的有效運作期限是4年，調查人員必須在4年時間內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親日反民族者財產調查委員會」是由南韓法務部、警察廳、監查院等韓國11個政府部門的公務員以及大學教授律師等專家總共104人組成。
【描述「波耳（布爾）戰爭」畫作，近代歷史上兩次「波耳（布爾）戰爭」分別發生於－－1880～1881與1899～1902。波耳（爾）人（Boer），為居住於今南非境內之荷蘭、法國、普魯士人與比利時人之歐洲人後裔所混合形成之民族，主要族群為荷蘭人，因此在荷蘭語（Boer）中波耳（布爾）人的原意為「農民」。現在已不使用這個名稱而改稱為Afrikaner，中譯為「阿非利卡人」或「阿非利堪人」。第一批約135名的波耳（布爾）荷蘭裔移民是在1652年4月登陸好望角的桌灣（Table Bay），之後隨法國和德國移民陸續移入，逐漸形成一個使用夾雜法語、德語、馬來語和科薩語的荷蘭方言的民族，由於他們大多務農因此被外界稱為「布爾人（Boer）」。1795年，荷蘭被法國佔領，英國趁隙強占許多原屬於法國和荷蘭的海外殖民地。英國人開始移入南非，逼的波耳（爾）人不得不往非洲內陸遷移。1849年波耳（爾）人分別於南非內陸建立了──南非共和國（Zuid Afrikaansche Republik，又稱：川斯瓦共和國）、納塔利亞共和國與奧蘭治自由邦共和國（Republik Van Die Oranje Vrijstaat）。1877年，在非洲祖魯人的威脅與財政困難的情況下，南非共和國宣布接受英國的保護，正式成為英國的殖民地。歷經3 年的統治，英國人除了消滅祖魯王國外，並未積極改善波耳（爾）人的生活條件，反而放任英國人在當地壓迫大肆炒作土地與補收稅款，引發波耳（爾）人的不滿情緒，因此當1880年駐南非共和國主力之英軍主力前往巴蘇陀蘭（今賴索托）鎮壓動亂時，波耳（爾）人就趁機集會叛亂，之後經過兩次戰爭，阿非利卡人在英國的同意下於1910年5月31日正式成立南非聯邦政府（Union of South Africa），1961年5月31日再正式成為－－南非共和國（Republic of South Africa）。另外由於當時英軍制服多為紅色與白色，顏色過於鮮豔容易遭到敵軍的狙擊，造成慘重的死傷。為此，英軍開始利用泥水將軍服染成與當地環境相同的土黃色，讓敵方不易發覺，這做法可以視為現代陸軍迷彩服（Military camouflage）的始祖。不過也有記載認為英軍早在十七世紀就開始使用與環境相符的迷彩戰鬥裝。由於當時有不少印度人在英軍中服役，他們以印度話稱這些染成土黃色的制服為「Khaki」，這就成了現代卡其色這個名詞與卡其服的起源。】
根據紀錄在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傍晚，日本駐屯軍清水節郎中隊長率其所轄之第八中隊（連），在宛平城外永定河畔的荒地進行野外實彈演習。演習一直到深夜的10時40分左右，突然在遠處傳出兩聲槍響，日軍立即停止演習並集合部隊點名，發現失蹤了一名新兵──志村菊次郎。日軍認為志村可能遭到駐守於宛平縣之第二十九軍第37師第110旅第219團第3營的毒手，因此要求進入宛平尋找失蹤的士兵。但遭到營長金振中的拒絕，雙方隨即爆發小規模的衝突。但此時失蹤的日軍──志村突然出現。事後日方也承認志村是因為缺乏經驗而走丟。但卻因此揭開了日軍全面侵華的序幕。當年曾參與槍擊事件的日本駐北平武官今井武夫在事後的調查報告中表示，至今（指槍擊後沒多久）仍然不清楚是誰開槍的。許多日本歷史學者也說，此事仍然是個謎。但大陸異議作家曹維祿在他所寫的《誰渴望日本侵略中國？》的文章中卻指出這是中共派人做的，而佐爾格、尾崎秀實這個間諜網也牽涉其內，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提前挑起與擴大中日之間的戰火，除了可以削減國府的力量外，最重要的是可以藉此保護蘇聯共產祖國。
對此曹維祿在文中還特別舉在抗戰期間曾經擔任日本關東軍參謀的田中隆吉，在東京大審時的陳述證明：「…擔任過日本關東軍參謀的田中隆吉，曾準備在東京國際法庭上作證說，蘆溝橋的第一槍是共產黨放的，事變是共產黨在蘆溝橋兩邊放槍挑起的，而且是共產黨和前日本駐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勾結和操縱的。但是，東京國際法庭開庭時，他卻在巨大的壓力下，不敢當庭作證。相信有一天，這個天大的秘密終會得已公開……」
……1868年4月11日，新政府軍正式接收江戶，德川慶喜則離開寬永寺返回自己的出生地－－水戶籓（今為茨城縣的一部份）。但許多依然效忠幕府的武士與幕臣仍舊不肯投降，他們組成幕府護衛隊－－「彰義隊」，並集結在寬永寺外，誓死與官軍對抗到底。於是與大村益次郎（註17）率領的官軍（討幕軍）就在今天的上野公園一帶血戰………
在上野之戰結束後的第4天的5月19日，明治新政府在江戶設置了江戶鎮台（即當地的要塞守備隊／註19），並於其下設立社寺、市政、民政等三個裁判所。到7月17日明治政府又將江戶鎮台改成鎮將府，並將駿河（駿河國，又稱駿州，1871年廢藩置縣後被納入現今的靜岡縣內）以東的關東一帶，以及包含陸奧、出羽在內的13個藩國至於其管轄之下。同一天，江戶被改名為「東京」（當時稱為Toukei；とうきょう），而這是相對於位於關西京都（西京）的稱呼。1869年（明治二年），明治天皇將皇室從京都遷到東京，自此東京正式成為新的日本首都。明治天皇遷居東京之後，維新功臣們本來想在已經燒毀的寬永寺舊址蓋一間西洋新式醫院，為此他們特地找來當時在長崎大阪一帶行醫的荷蘭名醫－－鮑督因（Anthonius Franciscus Bauduin，1820～1885）來主持醫院院務，並負責新建醫院的工作。結果鮑督因在看到當地的秀麗景色時，覺得拿這塊地來蓋醫院實在太可惜了，因此轉而向明治政府建議將寬永寺舊址闢建為大眾都可以使用的都會公園。雖然提議之後，造成明治政府官員之間的熱烈議論，但最後大家還是接受的鮑督因醫生的建議，因此，日本第一座大眾都可以使用的公園－－「上野恩賜公園」便在1876年（明治九年）正式對外開放（開園）……經過100多年的建設，整個上野公園內包含了許多歷史古蹟如原本寬永寺的遺跡－－清水觀音堂、東照宮（Tosho-go；為祭祀德川家康的家廟）、五重塔……等、同時新建了許多各式特色建築如－－1926年11月2日成立的國立科學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Nature and Science，Tokyo）上野本館日本館、結合巴洛克與新西洋式建築的東京國立博物館（Tokyo National Museum）、有「現代建築的開拓者」稱譽的法國建築師柯比意（Le Corbusier，1887～1965）設計的國立西洋美術館（National Museum of Western Art），而位於上野公園周邊的還有－－、東京藝術大學（Tokyo University of the Arts）、以及早在1882年（明治十五年）就開園的日本第一座動物園－－上野動物園（Ueno Zoo）等著名景點。其實目前位於上野公園內的寬永寺是戰後重建的縮小版，位置也被搬到東京國立博物館後面，面向鶯谷火車站（Uguisudani），一旁緊臨著德川幕府家其中六位將軍的墓園。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蘇「冷戰（Cold War）」已經展開，但原本美國扶植對抗蘇聯的第一線基地的中華民國政府因國共內戰失利被迫在1949年全面退出中國大陸，緊接在隔年的6月25日韓戰爆發，為了維持美國在亞洲的最大戰略利益，除了積極扶植日本為美國在亞洲最主要的戰略夥伴外，美國也在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中建構了──《台灣地位未定論》，作為牽制中共的戰略武器，而這就成為台獨基本教義派一直奉為圭臬的理論基礎。
◆1971年7月9日，當時擔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經由巴基斯坦密訪北京，在與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1898～1976）的會談中，以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獨」贏得了中國的信任。1971年10月，季辛吉再訪中國大陸，雙方共同磋商研究如何安排尼克森總統（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訪問中國與發表公報之內容的相關事宜。
西元968年，丁部領（Đinh Bộ Lĩnh；本名為丁環，丁部領為越南第2個封建王朝－丁朝的締造者）趁唐朝末年藩鎮割據之機，脫離唐帝國的統治，西元968年建立丁朝，取名「大瞿越」，大瞿越國定都華閭（今越南寧平省寧平市）。這也是中越關係的開端。
兩國首次勘界則是在1083年（宋代元豐6元），並在次年定界，1885年和1897年清朝政府和當時統治越南的法國殖民政府會勘立碑，明確定界：中越陸地邊界東起廣西的北侖河口，西至雲南省的李仙江以西，邊界線全長1,347公里，雙方在邊界上樹立了300多塊界碑。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越南為日本強行佔領，同時德國打敗法國後，也扶植了親德的維琪政府，因此大戰結束後，盟軍決定：由於法國維琪政府為德國佔領下的傀儡政府，所以決定戰後原屬法國的殖民地－越南分別由中華民國與英國負責接收與解除當地日本軍的武裝。其中越南北部－即北緯16度以北，由中華民國政府派軍負責接收；北緯16度以南則由英印軍負責接收，但由於二戰時英國曾收容許多法國反抗軍，因此日本投降之後前來接收的英國部隊當中，就挾帶了許多法軍準備強行恢復原來的殖民權。就因為如此，國軍還曾與前來「非法」接收的法軍發生過幾次武裝衝突，國軍還因此擊沉了1艘法國軍艦、另外還重傷了2艘，最後迫使法國遠東艦隊司令阿巴努（Auboyneau）中將親自登岸像國軍表示歉意，並承諾軍艦駛出10海浬以外。1946年4月，中華民國政府依據「中法協定」所協商的內容，同意撤出中南半島，以換取法國放棄在中國的所有租界，法國則是承認越南的獨立地位。最後這批負責到越南受降的國軍於1946年5月初全部撤離越南，立即由美軍派軍艦載運轉往東北參加國共內戰。之後越法雙方展開談判，在中國與盟國的軍事壓力下，越法兩國於1946年9月14日，簽署了臨時協定。但不久當各方力量先後撤離越南後，1946年12月，法國便撕毀所有與越方簽署的協議與條約，開始對越南發動的全面軍事攻擊，越南由此開始了長達9年的艱苦抗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日建政之後，於1950年7月正式派出軍事顧問團，協助北越軍對抗法軍。1954年法國宣佈正式退出越南，越南也因此正式分裂成南北兩方，北方為胡志明領導的共產政權，南方則是在美國的支持下成立民主的越南共和國，南北雙方的越戰也在美國與中共的支持下正式開打。1975年4月30日，北越軍占領西貢，南越滅亡。但由越共統一越南之後，卻於1979年2月17日與中共在邊界打了一仗，兩國關係陷入緊張對立。一直到1991年中共與越南的關係才正常化，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於1994年11月19日，率團訪問越南，兩國關係因此解凍。到2006年8月底，越共總書記農德孟訪問中國之後，媒體傳出消息說，曾有154名中國軍人陣亡的法卡山歸屬已定，即由中國及越南平分，兩國均不在此駐守軍隊。但即使如此，兩國有關南海諸島的領土糾紛由於存在複雜的──石油天然氣的開採、魚業資源、戰略基地…等因素，恐怕還是不容易找到一個兩國都同意的共識。
摘錄自《你不知道的日本故事》
『抗戰初期的淞滬會戰（1937年8月）就讓中國政府才訓練出來十多萬精銳的德式師幾乎消耗殆盡。也造成這些德式師（36、87、88、中央教導團……）後來撤退到南京擔任保衛戰時，根本經不起一擊，因為這些部隊撤退至南京時－部隊中新兵已經佔了80％至90％，而且當時中國的兵役制度尚未完整建立，因此阿兵哥大多是被拉夫而來（整編地方團練與強拉不識字的農夫或無業青年），所以每個部隊的缺員相當多，訓練嚴重不足。一個編制員額應該有一萬多人的師，平均只有約8、9,000人（實編員額最少的師只有2、3,000多人），整體戰力大不如日軍。』
中日兩國之間動員兵力10萬以上的大型會戰：22次。
……拜「牡丹社事件」的影響，清廷體認到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因此不但於1874年5月下旬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楨以巡閱為名來台，主持台灣海防及對各國的外交事務。同時也先調派淮軍最精銳的武毅銘軍（劉銘傳部）13營及總兵張其光、吳光亮等洋槍隊及粵勇總共8,000多人赴台，分批進住鳳山附近，就近監視屏東日軍的行動。另外也加派水師兵艦6艘長期停泊於澎湖，到1886年則乾脆於台灣建省。沈葆楨來台之後立即在瑯橋設縣築城，而這就是現在的恆春古城。另外沈葆楨也奏請朝廷「開山撫番」，獲准之後他分別派遣官兵修築北、中、南三條通往台灣東部和內山的道路，藉以打通台灣東西兩地，鼓勵漢人入山拓墾，並解除限制漢人渡臺、禁止漢人入原住民活動區及禁止漢人娶原住民為妻等不合時宜的禁令。同時也藉由道路的開闢，派軍進入山區撫蕃，並藉助教化導入農耕與人文教育，改變原住民的部分生活習慣，積極推動「化番為民」政策。其中「北路」是由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於清朝同治13年（1874年）年時奉令率兵，開闢蘇澳至花蓮奇萊之間的道路，這條道路，就是著名的「蘇花古道」，但由於原住民的反抗，因此才完工約1年就被荒廢，直到日本人佔據台灣之後，為討伐花蓮一帶的高砂族因此在蘇花古道沿線開鑿新的理番道路，最後才將其拓寬為可供車輛行駛，於1932年（昭和7年）完工，命名為「臨海道路」，也就是今日蘇花公路的前身。另中路為現今之國定古蹟的八通關古道──由南投縣竹山鎮（原彰化林圯埔）越過中央山脈到花蓮縣玉里鎮（舊稱「璞石閣」），也是今天的新中橫公路的基礎，全長約150公里，是由總兵吳光亮帶著千餘名粵籍官兵所組成的飛虎軍所開鑿完成的，只可惜才開通沒多久便被廢棄不用。至於南路是由高雄鳳山通往卑南，但現在也已荒廢。後由日本人在1935年（昭和10年）重新構築－－屏東楓港到台東大武的「南迴公路」取代。沈葆楨在台灣的這些積極開發作為，為此後台灣的建設奠下基礎……
